闽剧中的福州地方风俗与民间文艺

闽剧中的福州地方风俗与民间文艺
王　宇

　　如同“世界大舞台，舞台小世界”的辨证关系一样，植根于民间的闽剧，总是和福州当地的深层文化心理相对应，融合着地理、历史、文化、风尚和语言等因素，处处传递出一种建立在福州世俗生活与关怀之上的质朴、自然、实在的审美情趣，民间理念中的仁义、礼信、廉耻、忠奸、善恶等评判标准都是以民俗民情为切入点并展开层面，甚至演出习俗都与福州社会、福州民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民生和民俗是闽剧生存发展的根基，闽剧中处处可见福州地方风俗与民间文艺的影子和面貌，每台剧作都是一幅逼真形象的福州社会风情画卷。
　　
一、闽剧剧目与福州民间文艺　　

　　在闽剧长期的发展历程中，福州民间文艺始终相伴相随，它成为闽剧取之不尽的源泉和养料，闽剧的题材大量来源于此，从而形成了独具地域特色和平民色彩的剧目。一为取材于《闽都别记》的《陈靖姑》、《于山得金》、《周艳冰》、《压厝脊》、《荔枝换绛桃》、《缺哥望小姐》等；二为取材于福州评话的《苏百万》、《百蝶香柴扇》、《唐伯虎》、《陈若霖斩皇子》、《桐油煮粉干》等；三为取材于本地的民间传说与真人真事的《马铎郊天》、《大桥十八命》、《儿女痴情》、《三十六拆辕门》、《申屠女》等。这些已在群众中流传甚广，耳熟能详的故事通过舞台艺术的再加工、再取舍，以一种具象、立体的形式展现在民众面前，其中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爱憎分明的主题宗旨，曲折复杂的故事情节，唱、念、做、打的表演手段，不仅勾起观众们的共鸣之感，更使他们的艺术感官得到了充分的享受和满足，仿佛身临现场，亲眼目睹整个事件的发生过程。戏曲的魅力随之流播四处，戏曲就有了永久的生命力。
　　
二、闽剧剧目与福州方言　　

　　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任何一个地方剧种，语言或方言都是其形成的重要因素。鲜明的方言特色便是区别地方剧种的首要因素。闽剧剧目大量运用民间俗语、俚语、谚语，增加了闽剧的文学表现力。一是俗语的运用。如《贻顺哥烛蒂》中“刘伯温寻没主”(喻指寻对象、东家)、“新娘一进门，媒人扔过墙”(忘恩负义)、“金刚多明旦”(做事拖拉)、“老妈(婆)讨得好，胜过吃补药”、“一字还未一划”(事情刚开始，不宜事操之过急)、“一文钱买针也要看孔”(做事要认真)、“一条香插两个炉”(男女双方均为独子，婚后亦只生一子)等大量形象、生动、诙谐，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福州俗语营造出轻松活泼的喜剧氛围，观众沉醉其中，自然回味无穷。二是隐语的运用。闽剧传统剧目《蟠间祭》中齐人的一段道白堪称经典：“狗，狗，狗，到老食屎记千年，草索牵你落汤(下热水里)你不前，咬粽死没解(咬半天解不开粽子)，当路被人嫌，大的爬墙，小的学样，老虎对神仙，想吃豆腐骨，这想法，快靠边，黄的吃肉，白的顶罪，咬人兴兴(不做声)，你作愆。狗，狗，狗，我当你，背后吠，吠反天，哎呵吠反天。”这里明为骂狗，实为喻人。一段有关狗的习性的串联将本性难改、不学无术、不切实际、善于嫁祸、暗中使坏的恶人揭露得淋漓尽致，让人拍案叫绝。三是谐音的运用。如《双下山》的一段对白：丑(白)：“我是偷下山和尚。”旦(白)：“我是逃下山尼姑。”丑(白)：“仙桃也是逃，碧桃也是逃。”旦(白)：“和尚与尼姑，都是桃之夭夭。”“桃”与“逃”的谐音运用，既暗示妙龄和尚与尼姑，正如桃树一般繁茂，春情盎然，又是对他们追求正常生活大胆行为的肯定，真是含蓄别致，恰到好处。

　　民间俚俗语言的巧妙运用，增强了戏曲语言的直观性、生动性和感染力，同时，戏曲的传演又进一步丰富了民间文学。如福州人最熟悉的歌谣：“真鸟仔，泊瓦前，达官弟卖饼卖番钱(番薯片)，吴二伯问达官羞怪(可怜)你母，王成龙别气一十三年。”的歌词就出自《红裙记》。

　　另一方面，福州方言中也有“不少因戏文中的故事或人物成了具有特定意义的方言词、谚语、歇后语，这说明了许多地方戏的人物、故事早已是家喻户晓了。”如《贻顺哥烛蒂》因主角贻顺哥吝啬成性，最终两手空空的曲折婚史，因而成为"奸狡利”(吝啬鬼)的代名词。

　　《红裙记》中“达官弟卖饼卖番钱”用来说明交好运；“卖嫫做大舅”。出自《拣茶记》的主人公的所作所为，讽刺不顾家或依靠老婆色相赚取不正当钱财的人；《压厝脊》的徐得兴重德娶丑妻，出了三句俗语：“压厝脊”，讽刺三十几岁还嫁不出去的老姑娘；“鬼看了都会退”，比喻长得极丑；“拣，拣，拣，拣个没尾犬。”以此告诫年轻人找对象不要挑三拣四。
　　
三、闽剧演出习俗与福州民间风俗

　　(一)“三下抢与派吃演出”的习俗
　　辛亥革命后，闽剧班社之间竞争激烈，一些艺术水平较低的艺人，为了混饭糊口，趁戏曲演出旺季，拼凑服装乐器，到山区农村演出，求取微薄戏资，每隔几天更换一个班名，一人只分到三、五角至一元，被观众称为“三下抢”戏班。至演出淡季，就逢村过店“派吃演出”，不拘时候，只要在某村的祠堂大门、墙壁或神庙的戏台柱子上用红纸写明：“某某班经过此地特在贵乡演唱一乐”便可作不速之客，随红纸榜搬进祠堂，乡中当事人就马上鸣锣通知各家派饭，按经济情况分派艺人，人数不定。像这样的演出习俗多发生在罗源、连江以北山区、闽侯大湖古田等偏远地区，这些地区戏曲演出极少，当地民众对戏班的来临十分重视和热情，一般都会诚恳接待，久而久之就形成惯例。

　　(二)“封箱”与“开堂”
　　福州各行当在年终和农历新正，均有谢年封卯、封箱、封柜、封斗以及开堂、开卯、开笔、开斗之举，戏班也不例外。但“江湖班”的这套仪式要比其他班社略早，特别是开堂，定在新年正月初三，这是因为此类班社多在农村演出，禁忌一出门就碰“牛”。农民正月初四才牵牛犁田耕作，为了一年如意吉利，开个好彩头。“江湖班”就以此回避开假之日。

　　(三)“躲债戏”与避难所
　　古时，每逢除夕之际，福州市区除专业戏园照常演出外，所有庙堂、会馆均停锣煞鼓，惟有坞尾尚书庙戏台锣鼓喧天，台下挤满了观众，说是看戏，实是躲债。原来自农历二十四起，索债之人便天天逼债。一些“慈善家”遂出面捐款，聘请闽剧戏班在尚书庙演戏，通宵达旦，以供债户藏身，如果债主进庙索债，就会被观众轰出，还会挨众人臭骂。“躲债戏”与尚书庙就成了贫苦百姓的避难所，让他们在凄苦的岁月中感受到人间的一丝温暖。这也是民间社会创造的一种救济机制。

　　(四)剧目人物与姓氏禁忌
　　中国农村多为一姓聚族而居，赛社祈年，聚金演剧，“凡与剧中人同姓有不利者，则讳而不演，倘伶工不知规避，则大起纠纷；若至弱小之乡演之，亦视为有意侮辱，构成仇怨。”如秦氏不观秦桧之戏；严氏不看严嵩之剧；至于剧目中属于大辟之同姓，如《斩马谡》、《铡美(陈世美)案》、《斩包勉》等，均需避开；如果剧目是表现奸臣贼子无恶不作，被审被捉，下场不妙的，若非事先声明取得同意，也不敢演：“盖村落不比城市之异姓杂居，各自为谋，而野老田夫，天性未泯，知耻近乎勇，礼失求诸野……”(《闽剧历史资料汇编》)一般农村观剧，忌讳甚多，名曰“碰戏彩”。这是农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事。

　　总之，深受民间土壤滋养的闽剧，始终负载着福州社会的世俗本色和福州民众的人生体验，舞台上展示的都是福州人熟悉的日常生活和人情事态，散发着无可比拟的艺术魅力。
　  (作者单位：福州市文化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