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闽剧中看福州清末民初社会生活

从闽剧中看福州清末民初社会生活
王宇

      正如所有的地方剧种一样，传统闽剧一直注重平民化的走向，不论是故事情节、人物形象还是主题思想、语言叙述，无一不散发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和乡土特色。描写民众现实生活，表现平民生活景观，反映民众思想感情，充分展示福州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一直是传统闽剧的一个重要特征。由于闽剧最终形成于清末，又在辛亥革命后进入兴盛时期，所以在剧目中展现福州清末民初社会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故事比比皆是，我们可从中窥见、了解当时福州的社会万象。

    （一）经商和出洋现象。明清以来，中国商品市场经济繁荣，士农工商的界限渐趋模糊，传统的农业经济掺杂混合了多元的经济成分。福州的社会经济生活也由此产生了较大的变化，居民大多数从事商业活动，小贩小商甚多。这类人物往往成为闽剧的主人公。最著名的《贻顺哥烛蒂》，即采用夸张的喜剧手法，紧扣清末列强入侵，民族工商业在西方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夹缝中苦苦挣扎的时代背景，展现了一个卑微、保守、吝啬成性、惨淡经营的福州地方小商贩形象，从中折射出当时福州作为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本地商业发展却低迷的景象。男主角“忙啊，……早一点上街，做一两笔经手小生意”、“这年头，洋货又多又便宜，我们做生意不容易”、“今天的花钱不得收台，想起头皮会麻痹”等极富个性的语言所体现出来的本地小商人迫于生计、精明勤快却又辎铢必较的鲜明特性，无不让观众倍感亲切，又同情又鄙夷又可笑。《双蛇判》则描绘了一个老实本分、胆小和善的“卖饭盘”（小鱼贩）王有义的形象。王有义一出场，就唱道：“趁食（挣钱）艰难，起早困暗没安闲，交易要和气，买卖要公平，人前笑容颜；笑容颜，打算盘，做生意‘啼笑买卖’何等为难，全籍主顾相抬举，维持家口免饥寒”；“论今日做生意是是艰难，天未光就要去中亭去环，也没一日安闲。对算没什么‘厘盘’（盈余），这不过混了伙食，免受饥寒”；“这几年光景实在坏，小可生意设法收台”。在这些唱词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一个处于最底层的、没文化的老实巴交的小鱼贩在艰难时境下苦苦挣扎、起早贪黑、勉强度日的情形，“这几年光景实在坏”、 到“中亭去环” 则告诉人们当时即使是福州万商云集之地的中亭街，经济发展也相当惨淡的情况。而《讨布数迈仔》（福州方言，指背儿索布账）中的孀妇，因家贫以贩布为生，天寒岁暮，背儿往索布账尾数，只求一饱，却不及索回，其境遇堪怜。

    除了经商，福州沿海一带的居民还常常从事私人海上贸易活动或出海作船员，谋取生活费。闽剧也多反映这样的人物。如《行洋迫嫁》中的谢苍天，以航海贩运为生，闽俗谓之“行洋”；《金钿玉锁记》的韩元礼和南翔均驶洋船为生，迭升至大副；《贻顺哥烛蒂》中的陈春生亦是为人开船。无一例外的，这些人的命运都是与“危险、海难”捆绑在一起，也常常因为久行无音讯，被家人误作已死，而引发家庭风波。这无疑就是当时福州社会这类以海为生的人群的缩影。但如果将他们与被卖到南洋的“猪仔”相比，后者的命运要悲惨得多。《马达加》就典型地反映了殖民统治下福州民众被逼无奈前往南洋谋生的经历。剧情系20世纪20年代福州的真人真事。马达加即新加坡港口马六甲。时英国人到福州招募苦工，设词巧骗，贫民齐览诗等五人应募前往。浪子毛固桂为走南洋，别妻颜氏，亦上洋船，却被赶入舱底，形同囚犯，悔恨投江。洋人视而不见，任其随波逐流，幸颜氏追至，救之，但其余几人的命运则不得而知。《贻顺哥烛蒂》中的陈春生驾船失水被救后，“被骗卖往南洋，十年矿工苦深尝，都道此生老海外，何期脱险返家园”寥寥四句唱词却道出了无限辛酸，春生回到家中已是面目全非……从这些剧目中，都不难看出南洋生活对福州民众的重大影响。

    （二）表现家庭关系。中国人“家”的意识特别重，家庭伦理关系向来为人所重视，以此为题材的戏曲剧目一向热门，闽剧作家的笔触更触及了五伦的各个角落。如表现婆媳关系的《桐油煮粉干》，讲述一对婆媳因一只鸡产生的家庭风波；《双摇会》表现妻妾醋海生波的闹剧；《三怕妻》写的是夫妻关系：“赞礼”刘显世、道士游天豹、教书先生柴老虎及妻子“河东狮”、“胭脂虎”和“老虎姆”。“三人素无行且惧内，因受妻窘迫，各作死以吓之，妻皆痛悔，改凶恶旧态。三人亦感悟，立志迁善，成为美满家庭”。这些剧目所展示的家庭关系都不甚融洽，事端颇多，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福州民众在表面和睦的家庭生活中的阴暗处及社会变革过程中家庭观念的裂变。

    （三）表现市井婚姻和自由恋爱新风气。儿女风情和爱情婚姻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尽管中国民众长期受理学、礼教束缚，不敢大胆公开谈情说爱，在文艺作品中的表现也羞羞答答，但它毕竟无法阻止人们对美好情感和姻缘的向往。对闽剧而言，清末民初民间艺人的平民意识、福州民众的开放意识，注定了“爱情”的份量，市井婚姻和自由恋爱的剧目占了相当的比例，并独具福州地域特色。

      首先是择偶观念和贞节观念的改变。《苏百万》和《贻顺哥烛蒂》中，男主人公的结婚对象并不要求是黄花闺女，对女方的家庭身份也不甚苛求，苏百万续弦“第一，好人家女子；第二，好人家丫环，穿白裙我也不论，头一桩做人乖巧，第二桩心地聪明。”贻顺哥娶亲，也表示“穿白裙我早肯变通”，只要人品好，勤快贤惠就行。这里的“穿白裙”即所谓的二婚女或孀妇。戏中主人公的择偶标准足见清末福州民众开放的婚姻贞节意识和观念。

    其次是市井婚变和嫌贫爱富的思想。《鸳鸯汤桶记》取材于清末福州地方故事，主人公在生活中确有其人，分别为闽侯、义序和下渡人氏，剧中因避讳而改他名。说的是万、范两家结拜兄弟为儿女指腹成婚，范家循旧例送“鸳鸯汤桶”为凭。后万家衰败，范家萌生欺贫贪富之念，欲迫女别嫁秦家，由此对簿公堂。《灯花缘》也源自清末福州长乐真人真事，两姐妹儿女指腹为婚，后妹妹家暴富悔婚，欲将女儿改嫁他人。母亲与姐姐闻讯愤慨，几番周折后，亦闹上公堂。类似这样的剧目在闽剧中屡见不鲜，从中可以鲜明地看到清末民初福州社会受商品经济发展影响，民众逐利趋富的观念和风气在儿女婚姻的具体显现。

    其三是家庭变故与通奸杀人的现象。与其它剧种不同的是，清末民初的闽剧有相当大的部分描述家庭变故与通奸杀人的案件。如《双蛇判》，即是一出发生在小商贩人家的惨烈事件。“清末，福州张必贵，在城外南台下杭街开设源钱店……见同里小贩王友义妻陈香兰貌美，欲谋之，用其佣工之计，先与友义结谊，复出资助之，往来既密，遂与香兰邂。香兰狠毒，唆使必贵遣佣工先后用毒蛇害死友义与张妻。”戏中的两个男子都经商，但张必贵有钱有闲且风流，王友义则没钱没闲兼无趣。相比之下，陈香兰在本就对自己的婚姻心生幽恨的情况下，自然投怀于张必贵，且要做长久夫妻，悲剧自然不可避免。又如《潘联璋》为闽侯故事：土豪潘联璋垂涎同乡潘敢小妾美色，故意与之合资开设钱庄，以小妾为出纳，别有用心。同时又诱惑售果为生的“龙眼妹”，且将其夫毒毙，移尸于野。及至潘敢去世，潘联璋以重金相惑，终与小妾相通。此外，《行洋迫嫁》、《福保看相》、《金钗玉菊仔》（延平奇案）等等均是此类故事。仔细分析一下，便可看出这些案件无一不发生在经商或出海人家，勾搭成奸的男女无一不是富商、有钱人与年轻貌美、不甘贫困、寂寞的少妇，被害的无一不是小商小贩或行洋出海之人，迫于生计，终日疲于奔波，勉强度日，无法顾及家庭与妻子感受。如花的岁月，寂寞的情怀，贫瘠的生活，财富的诱惑，红杏出墙就不足为怪了。值得注意的是，剧中的奸夫们无一不是先被女人的美貌所吸引，而后不由自主地迷陷其中或被动地接受情妇的唆使，犯下杀人罪行；那些女主人公无一不背负着淫荡、不贞的名声；而所有被害者都是小人物，贫困的、辛劳的、令人同情的。而实际上，那些少妇们多是被动的，最初是害怕、拒绝、抵制的，如《双蛇判》的陈春兰曾一再认为“可惜二叔那斯文，应该非礼无视无闻……叔嫂通奸、通奸莫是乱伦……这事情万分、万分奴做不来”。《潘联璋》的“龙眼妹”也是百般推托，不肯轻许，但最终还是被始乱终弃，含恨自尽。这样的安排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福州民众根深蒂固的正统礼教观念——“红颜祸水”，或者说是维护男权主义思想的潜意识反映。清末福州动荡、艰辛的社会背景，贫富悬殊的社会环境，嫌贫爱富的虚荣心态及开放自由的社会风气，在这些剧情背后不事张扬地隐藏着，而一旦将之剥离出来，福州社会生活中真实的另一面就清晰地展示在世人面前。

    其四是自由恋爱婚姻新思潮。清末民初，福州作为 “五口通商”之一的城市，接受西方思潮的洗礼，尤其在本土名人严复“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的“自由”呼声鼓舞中，反映妇女追求自由解放，争取自主婚姻的戏多了起来。如《孤儿血》，写清末福州女子张桃珠游鼓山时，邂逅少年陆复生，两情相悦欲成婚事，却遭其守旧的二叔力阻不成。复生愤而远客南洋，谋得厚薪又与当地女大学生葛维奇恋爱结婚。而张桃珠在丧母又不容于其叔的情况下，为追求自由婚姻毅然出洋寻访复生，责其背盟别娶，复生竟杀之。事发之后，葛维奇恨陆不义，出枪击毙其后自尽。这个惨烈的故事源自1915年《中央日报》上的一篇新闻，上演时轰动一时，其中的“见报章，肝肠如裂碎”成为当时流行唱段，风靡城乡。《梅瓣儿》、《侠女代诬》等剧目则以民国初期为时间背景，主人公基本为学生，都是因自由恋爱私自结合为家庭所不允，几经波折，女子们的命运尤为坎坷不幸，结局凄惨。但他们追求自由恋爱、自主婚姻的意识和行为，成为当时福州社会的一种新风气和新思潮。

    以上这些闽剧传统剧目，完全是福州人熟悉的日常生活和人情事态，典型地再现出福州社会的变革，有着与时俱进的时代感和进步性。虽为凡人常事，但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和处世哲学，折射出作品与广大民众密切的精神联系。闽剧平民化的走向促成了该剧种的繁荣和发展，因此，在今天戏曲不甚景气的趋势下，继承戏曲平民化、地方化的优良传统，重视戏曲的草根性、民间性，让戏曲重新回归到原先的发展轨迹，戏曲振兴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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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首届全国戏剧文化奖（第七届中国戏剧文学奖）评比活动日前落下帷幕，市评话伬艺传习所编剧王宇的论文《从闽剧中看福州清末民初社会生活》荣获“首届全国戏剧文化奖·论文三等奖”。

　 “中国戏剧文学奖”由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主办的，从2010年起更名为“全国戏剧文化奖”。本届（首届）“全国戏剧文化奖”奖项设三大类：大中型剧本设金、银、铜奖；小型剧本（含小品）设一、二、三等奖；戏剧论文设一、二、三等奖；另设剧目奖、演出奖以及导演奖、技导奖、表演奖、音乐奖、舞美奖等各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