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以郑成功为题材的文艺作品，都把目光聚焦在以他收复台湾这一丰功伟绩上大做文章。我不想蹈常袭故，为了能另辟蹊径，从这个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身上，找出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创造、丰富戏曲舞台上更为独特、鲜明的艺术形象。我倘佯于一切有关于他的史料，埋头在字里行间寻觅着……

一日，偶然于书中看到郑成功拒绝清廷封诏所言：“我一日不受诏，父一日在朝荣耀。”而引起了我的思索，为什么矢志抗节的他，还会对早已归顺清廷的父亲，有着如此的牵念和眷顾？或许只有一种理由可作此解，那就是“血浓于水”。虽然，他们父子对时代有着各自截然不同的选择，但骨肉之情恐怕很难就此泯灭。想到此，创作的激情便于瞬间升腾了起来。我想，我找到了自己想要所写的那些事了。  

歌德在《谈话录》说：“艺术要通过一种完整体向世界说话。”完整性和有组织性是一切艺术成品的必要前提。但历史从来只注载事件的结果，它构不成有血有肉、有情有感的艺术形象和戏剧情节，难以铺衍成剧。如何依据史料，创造出一个完整、可信的故事？这需要剧作者调动起生命所有的感知、理解、意志、想象等；去细致揣摩“当事人”的个性心理，剖析他们外部行为的内在驱动力。用看待“活人”的眼睛，看待他们。这不仅是创作者对待创作的态度，更是超乎于理性创作之上的对历史的敬畏和对生命的尊重。如此，或许就能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他们心跳的律动。或许他们自己就会告诉剧作者，他们曾经是怎么做的。

回溯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二人决裂的过程，我深深地体会到他们在急剧变动的时代，各自所作出的选择是那样的无奈、痛苦。这种无奈和痛苦，不但是历史本身所给予的，更多的是他们双方间的相互给予。所以，面对已然定局了三百多年的历史事实，我不敢以固定的思维对待他们，把他们简单的归纳于忠与奸、是与非的二元对立范畴。那样，绝不足以写好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活着的人的真实态度。尤其是身处于南明王朝最为艰险时段的郑家父子。所以，历史事件，对于剧作者而言，如是寿山石雕刻师手中的石头，既要尊重其天然纹理，还要尽可能开掘出它最大的情感能量和艺术价值。使之在创作中升华为对人性的认识价值，实现和完成“史”与“剧”的自然融合。基于自己对创作的设想，我以“北进”作为叙事平台，让郑芝龙、郑成功这一对充满了戏剧性的人物关系，借助这个戏剧行动，诠释他们内心中错综复杂的情感，演绎他们的各自所图。

随着创作情感的深入，我愈发清晰地感受到郑成功无悔的抉择中，隐忍着无比的巨痛。极尽“孝道”的他，以身冒险迫使父亲北上御敌，与其说这个最无可奈何的办法，是在极力劝勉父亲拯救危亡在即的南明，不如说这是一个儿子不惜用生命来维护父亲的尊严。当他改变不了父亲的意志和选择时，却毅然举起“杀父报国”的旗号，以凝聚抗志。这一极其乖离“孝道”的举措，表明了他在大是大非前的人生态度和生命的价值取向。“别孔庙、焚儒衣”，不但昭显着他从书生蜕变为战将的决然，更是他自我的精神洗礼，是英雄伟大人格的自我实现。诚然，真正的历史悲剧不在于有所选择而选择错误，而在于根本就无从选择。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民族有强弱，朝代有兴衰。唯一不朽的，只有这股充沛天地、彪炳日月的浩然正气。通过创作《北进图》，加深了我对郑成功的景仰和敬佩。当看到郑成功死后，作为胜利方的康熙皇帝为他题写“四镇多二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的楹联时，心中不由地涌动着感激和欣慰。对高尚节操的褒扬，对伟大人格的推崇，是古今中外所有民族的共性，也是人类的共性。

作为剧作者，我以剧中“北进”的行动，来完成郑成功自我的“气节”坚守。笔此，让我唱一句剧中的唱词：“柔翰难著鼎新志，蘸烈血，写一笔正气示后人……。”以此与这个遥远的英雄，做穿越时空的共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