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将子女送进戏班学戏的家长，都要与班主写一张像卖身契一样的字据，称为“艺榜”。艺榜写明学艺的年限，一般最短的时间是五年，长的八年、十年不等，时间越长，所领到款数也越多。学徒父、兄所领之款，或一次领清，或分期具领，总数大约是10元至数百元银元。 学徒在学艺期间不领工资，只由戏班提供膳食，每年发给冬、夏二套衣服。到能上台演戏时，每月酌给些微零用钱。 艺榜中还规定，学徒在议定的期限里，不得半途擅自离开戏班。如有擅自离开，必须由其父、兄或领款人负责赔偿戏班其历年伙食费和服装费，俗称“缴饭数”。 (二)学 艺 被卖入戏班的孩童，一切行动须按老板规定。每天早上六点左右，由带班人用竹板在桌子上打三下作为起床信号。过几分钟，再打三下，即告知要全部起床，穿好衣裤与鞋子；如果第二次竹板响后还有人赖在被窝里，就要被拉出来打。 洗脸、刷牙、大小便后吃饭。七点半左右，全部集中在厅堂，听师傅教戏。如果学徒中有1/3人数犯班规，则全体学徒都得挨打，俗称“打公堂”；每次打“一打”(十二下)，严重的要打“二打”或“三打”。 在学艺期间，均不准外出，整天关在戏馆里学戏，除父母病重外，一般不得请假，全年只在戏神田公诞辰日放假一二天。 (三)出 艺 学徒按艺榜规定的年限期满后，称为“出艺”。若未得到原戏班同意，不得随便转入他班。同时规定，年老不能教戏的师傅，生活无着时，出艺工作的艺人还须负责赡养，直到送终。 (四)儒林班演出 明末至清中叶，福州洪塘儒林班未取班名，只在戏台柱子上的红灯笼和桌裙眉额上绣“儒林”二字。到清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年)，不做庙戏，只应富足人家做生日或婚庆需要，前往演唱，不收戏资；但东家需用肩舆接送，而不论路途远近。演员全是童子，两人合乘一轿；乐队为成年人，人各一顶。当时，儒林班艺人不穿靴，不打脸谱，只穿长衫、戴小瓜帽。服装用湖色或白色布料统一裁制，整队出发，十分整齐。 开演不跳“加官”，因人数少，把《八仙庆贺》改为《福禄寿喜四仙庆贺》。剧终不收戏资，东家赠送银牌、手帕、折扇、雨伞、糕饼等。到清光绪初年，由退老侍郎林春丞组织的班社首名“梁父吟”，并从此改收礼品为领赏。 (五)谢年与开堂 阴历年终与新年开正，戏班有谢年、封印、封箱、封柜、封斗以及开堂、开印、开笔、开斗等仪式。一般戏班在阴历十二月廿四日祭灶后开始“封箱”，即用写上“封箱大吉”、“海不扬波”、“平安如意”等吉利字句的红纸条封贴戏箱。各箱内放进瓜子、花生、红枣、桂圆等吉利食品。箱面上用“元宝箱”压着。然后，班主办酒席谢年，宴请全班人员。迨至新年正月初三(或初四)，举行“开堂”仪式，演第一出戏为《大常春》。 江湖班的“封箱”与“开堂”比其它班、社略早，阴历十二月廿三日“封箱”，新年正月初一就“开堂”。因为，江湖班多在农村流动演出，禁忌碰“牛”。到了初四，农民就牵牛犁田，为了开好彩头，所以提前“开堂”。 (六)丑先旦后 戏班整队出发到演出地点，或从演出地点回馆，必须按照传统习俗，谁先谁后都有规定。在演员中，丑排行最先，花旦排最后。 三餐开饭时，照例由丑角演员揭开桶盖，最先装饭。每逢聚餐饮酒，照例由花旦执酒瓶。相传在唐朝梨园里，丑角曾由皇帝扮演，而花旦则由宫女扮演的缘故。 (七)对台戏 又称“赛台戏”、“弹台戏”。民谚有“一色弹一色、越弹越出色”之说，意为越比越好看。对台时，后成立的戏班须先到老戏班的田公元帅神龛前烧香，老戏班则馈送以礼饼。两班上演的剧目，多不由东家指定，而是由各戏班挑选自己最精彩、最拿手的好戏来比。 演出开始，由东家集中乡里大锣十多面敲打助威，坐观比斗。演出中，彼此常有用“截戏”方式压制对方。如甲班演出关公的戏《古城会》，乙班便故意演出《走麦城》，以示气压甲班的“关公”。如是，甲班便需立即换演其它剧目。另一种班规是不能“翻上”，即若甲班演明末以前的戏，乙班则演《崇祯上煤山》，这样甲班就不能再演明朝内容的戏了，否则观众就会喝倒彩，或在戏台下贴“白字诗”以讽刺其输戏。 如果碰到对台的两班势均力敌，不相上下，常是越斗越激烈，通宵达旦，连续几天几夜，俗称“不停台”。遇此情况，东家怕出事，往往派出许多人同时登上两边台，夺走鼓板，迫其停止对台。东家按规矩还须办酒席，宴请两班，以示“握手言和”。 (八)吃派饭 按传统，戏班每遇冬、夏演出淡季时候，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便在走乡闯寨途经村庄的祠堂或神庙的墙上，贴一张红纸，上书：“某某班路过贵地，特在贵乡演一乐”。这样，不管该乡人同意与否，便可自行在祠堂或庙宇里搭铺架锅。 乡里人见此红纸条，便派人传锣各户，摊派米、盐、菜、柴等物，送与戏班自办伙食，或是把戏班的人分派到各家各户去吃饭。晚上，戏班在当地演出照例不收戏资。如果不是戏班要经过的乡村，须派人邀请前往演出；除“派食演戏”外，该乡往往略送彩礼，可多可少，戏班照例不计较。 (九)排公堂 按传统，戏班内如发生盗窃、打架及分配不公等问题，便采取内部“审判”方法，俗称“排公堂”，这是约定俗成的班规。 民国17年(1928年)，闽班“三赛乐”赴台湾公演，戏景很好，老板收入甚丰。当时正遇阴历年关，而福州的戏景却很萧条。于是，戏班决定不回榕过年，留在台湾演出以多赚点钱。这时，艺人们都等待发年钱回家，而戏班内管剧务、绰号“猪头二”的人，却向老板出谋说：“福州戏景不好，大家跑不了，非留在台湾不可。年钱少发一些无妨。”那时，“二门副”(即二排三花)柯依铨家里有困难，吵着要多发年钱，很受大家同情。惟独“猪头二”反而怂恿老板“杀鸡儆猴”，解雇柯依铨；老板依计照办。 老板当众宣布解雇柯依铨时，立即引起众艺人反对，大家决定“排公堂”评理。于是众人动手，在舞台正中叠起三层桌，第三层上供奉戏神田公元帅，点上香烛；第二层供奉老郎爷；第一层陈列多种鬼神面具。一副公堂板交叉悬挂在桌前。公堂板上贴了封条，上书“玉封探花府”和“九天风火院”。舞台左、右列公案，生、旦、净、末两厢侍侯。掌鼓佬担任主审，炊事佬作女丑打扮，头戴红花，身穿衣裙，担任陪审。一声开堂令下，主审向田公元帅烧香礼拜，气氛严肃。而后，唤原告柯依铨上堂申诉，陪审带被告“猪头二”上堂，听大家作证、评理。戏老板慑于群众威力，躲在后台不敢出面。“猪头二”十分孤立，只好低头受审。后大家要求按“公堂”审判方法杖打被告四十大板，并由主审在戏神面前宣布，将“猪头二”驱逐出班；三天之内如不离开，大家便罢演。戏老板怕营业损失，只好“丢卒保车”，答应大家的条件，一场“排公堂”宣告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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