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地方戏曲与民间文化互孕共生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戏曲与文学日渐分离。其结果似乎导致戏曲艺术从时代文化前哨退向生活的边缘，由大众关注的热点、焦点跌落到小众和圈子文化，“戏曲危机”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焦虑情绪。由此引发的多向度的戏曲改革，呼声频起，然收效甚微。福建属于戏曲大省，剧种多样，传统深厚且个性鲜明。但亦因方言与声腔的制约，相比于京剧、豫剧、越剧、秦腔、川剧等大剧种，福建地方戏在全国剧种格局中的弱势地位与边缘化态势日渐彰显。然而，福建地方戏曲并没有一味地恃凭政府的“保护” 或者谋求变异性的“创新”，而是依托其深厚的民间基础，与民间文化互孕共生,赢得勃勃生机。这一情势，对于传统戏曲的当代发展，无疑有着巨大的启示意义。

 在新的社会关系与文化需求中，民俗文化强势复苏，地方戏曲的传统功能彰显，以建构村落公共空间等为特征的新的功能生成，凡此种种，促成民众对于传统戏曲的青睐与热衷

 福建地方戏多生发于民间，与区域性繁复的民间文化相互依存。

 戏曲是农耕文明的产物，福建地方戏的根在农村，很多村落本身与地方戏的剧种历史有深厚渊源，如泉州南安一带是高甲戏的发祥地，晋江周遭历来被誉为高甲戏的故乡；“歌仔戏馆”林立的漳州龙海周边，听戏早已成为人们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凡此种种，都说明福建地方戏曲在民间的复兴，不仅是乡村公共文化生活传统的自然接续，也是特定区域民众精神和心理诉求的直接折射。地方戏曲不仅在婚丧嫁娶、寿诞、生子、乔迁等伦常日用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甚至在店企开张、商业往来、利好财隆的特殊时刻，延请戏曲演出也成为一种时尚与潮流。福建沿海大多地区是知名侨乡，改革开放以来，共同观赏承载历史记忆与乡音乡情的地方戏曲演出，几乎成为中外华人“文化认同”的庄重仪式。

 日渐强劲的外在市场需求和地方戏曲内在的生存渴望，两相迎凑，遂使得福建地方戏曲如闽剧、莆仙戏、高甲戏、歌仔戏（芗剧）等，在乡村民众中间左右逢源，迅速形成一派蓬勃兴旺的发展态势。单是民间职业演出团体，迄今已达近千余。闽剧、莆仙戏、高甲戏和歌仔戏（芗剧）等均有近200个相对稳定成熟的民间职业剧团，从业职员多达4万余人。这些民间职业演出团体，每年上演十数万场戏，基本覆盖了剧种方言区域的大小村落及城镇。值得注意的是，各剧种均有一个专属的“戏窝子”，如闽剧在长乐、福清和连江，高甲戏在晋江、石狮，歌仔戏（芗剧）在龙海等等。福建地方戏曲的民间演出市场，遵循艺术生产与消费的基本规则，剧团的收入与演出阵容、艺术质量成正比。民间职业团体在管理体制上，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根据当下时代情势不断进行适时适当的改革，多采用“班主制”，以“角”立团，利益分配则采取“开份”、“包月”、“包年”等灵活多样的形式。

 在现代性意识普泛化的今天，基于传统与当下共同追求的“美”与“善”，依然是地方戏曲反复展示的文化内涵

 在现代性意识已经普泛化的今天，戏曲演出参与乡村社会建构的功能已发生巨大变化，在其作为乡村公共娱乐的作用得以扩大与强化的同时，基于传统与当下共同追求的“美”与“善”，依然是地方戏曲所反复展示的文化内涵。我们看到，民间戏曲职业演出团体多以宫廷戏、公案戏和家庭伦理戏等传统剧目类型为主，始终秉持惩恶扬善、褒信贬伪、求真立诚、重节尚义等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要旨。如《铡美案》、《包公三勘蝴蝶梦》、《包公破铁契》、《包公巧断母子河》等大量“包公案”剧目仍旧广受赞誉；历史传说杂合、情节大起大落、善恶忠奸分明的戏剧冲突模式依然大有市场；排场大、情感饱满、文武相间的宫廷戏亦是乡村民众百看不厌的剧目。如闽剧《皇家奇案》、《唐王选妃》、《真假国舅》，高甲戏《双太后》、《真假公主》，莆仙戏《父子三状元》，歌仔戏（芗剧）《姐妹西宫》、《望夫恨》等。这些传统或新编剧目，并没有像戏曲精品化创作那样一味地除“旧”布“新”，而是巧妙地把“历史叙事”与“当代诉求”结合起来，在重温传统中加入时代元素，用“微变”“渐变”式改革丰富和提升乡村民众的艺术鉴赏趣味，收到了良好的演出效果。如闽剧《梅玉配》、《双枪陆文龙》，高甲戏《慈云走国》、《李陵碑》、《桃花搭渡》（小戏），歌仔戏《三家福》、《杂货记》(小戏)等，已成为福建地方戏曲民间演出的新的经典剧目。

 维护音乐与表演的传统规制，建构完备齐整的行当格局，最大限度地保持各剧种“原生态”的艺术个性，完成“戏曲是角的艺术”这一本质特征的复归与强化

 福建各地方剧种大多有自身的剧目和表演传统。因风土差异，各剧种在不同区域民众中形成了各有侧重的审美趣味，实属福建地方戏曲生态的独特景观。比如闽剧，在长乐一带民众青睐“大喜大闹”的剧目和表演，福清地区则推崇“悲喜交加”的剧情式样。高甲戏有“文”“武”两面，晋江祥芝观众历来喜好“文武”兼具，南安美林则偏爱“文戏”。在歌仔戏的故乡漳州地区，南靖、华安两县以热闹粗犷的“武戏”为时新，而龙海一带则独好唱做讲究的“才子佳人戏”。为了满足特定的民间需求与欣赏习惯，福建民间戏曲职业演出团体下大力气整理改编本剧种的传统剧目，并有选择地移植其他剧种的当代经典剧目。一个剧本被不同的剧种、不同地方趣味所改编，呈现出风格各异、情趣繁复的戏曲“异文”现象，此可谓民间戏曲职业演出团体对福建戏曲发展的独特贡献。如高甲戏《凤冠梦》，莆仙戏《团圆之后》、《春草闯堂》，歌仔戏《姑嫂情》、《高兰英挂帅》系列，已形成福建地方戏民间职业演出团体演出剧目的主体。尤为可贵的是，无论是改编、移植或新编剧目，福建民间戏曲职业演出团体在戏曲实践中始终坚持维护剧种音乐与表演的传统规制，坚持建构尽可能完备齐整的行当格局。各剧种传统的“套白”、“套曲”和“套路”得到广泛运用，生旦净丑等诸多行当均得到充分的展现与磨砺。加之现代各类演出技术设备和特技手段的日渐广泛的运用，地方戏曲的审美效应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

 经过民间戏曲职业演出团体的坚守与努力，20多年间，在广阔的乡村戏场，重建了“戏曲”与“民间”朴实而牢固的关系，并由演员、剧团、观众三者合力完成了“戏曲是角的艺术”这一本质特征的复归与强化。在民间戏场，名角始终是乡村民众瞩目的焦点，名角的表演水平决定着整个团体的生存空间与发展的可能。因此，各剧种民间职业演出团体中的主要演员，在角色、行当、剧目的重复演绎中不仅深化着自我对于戏曲艺术的认知，也于此获得了调整自我、积累经验和展示创新的巨大空间。在乡村民众中树立“角”的声誉，已逐渐成为民间戏曲职业演出团体从业者的一种自觉追求。近年来，随着民众艺术趣味的多样化和观赏水平的提高，过去民间戏曲演出团体所倚重的“情节戏”类型渐次向“情感戏”类型转化，这更加凸显了表演与唱腔等戏曲本体要素的重要性。福建地方戏曲经由大批民间职业演出团体这一中介，在乡村建构戏曲与民众的互动平台，大众对于戏曲的亲近或疏离、追捧或倦怠的生息变化，随时都可能成为他们改革戏曲的动力。民众在戏曲观赏中所激发的民间智慧，亦是地方戏曲继续发展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鲜活资源。

 戏曲的民间生存将进一步牢固化和合法化，成为戏曲当代存续的主要形态与发展路径，“民间生存”应被视为传统戏曲当代存续的强大支点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为了重新获得戏曲发展的主导地位，政府加大投入并设置各种级别的评奖制度来刺激戏曲精品化创作。然而，在努力建构戏曲精英化版图的过程中，缺乏文化自信的戏曲，被视听时尚与新锐精英要么以打开市场为借口加以“挟持”，要么用夸张的豪华包装使之解构，传统舞台成为新兴科技的实验场，戏曲的主体价值与艺术个性正逐渐消融。主旋律式的戏曲创作，亦因竞争机制的缺失，创造力不够明显。沿着精英化思路试图突围的戏曲变革，陷入“持守艰难”而又“创新无力”的困境。

 在此语境中，福建地方戏的“民间”崛起对传统戏曲的当代存续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首先，随着文化多元化的倡导、地方文化保护意识的兴起和人类非遗意识的普及，戏曲的民间生存将进一步牢固化和合法化，并可能逐步取代精品化创作，成为戏曲当代存续的主要形态与发展路径。戏曲与地方传统文化血脉相连，地方戏曲介入民间文化生活的方便性与独特性，将使得戏曲民间化的价值进一步得到体现。

  其次，“民间生存”应被视为传统戏曲当代存续的强大支点。失去民间的生存土壤，则必将失去戏曲的未来。只有积极投身民间，扎根民间，在民间坚守，传统戏曲才能在复杂多元的社会转型期获得持续再生的可能性。传统戏曲不应留恋城市现代剧场的“光彩夺目”，也不必将“戏曲危机”的惶惑延播民间，而应重新审视戏曲的“俗众文化”特性并重建戏曲与民间文化的共生关系。

  回归民间，贴近民众，自觉地推动地方戏曲加入到新时代民间文化生态与市场体系的建构过程之中，在广阔的民间戏场确立其作为传统艺术的身份与价值，是戏曲艺术的命途出路。

  （作者系《福建艺术》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