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改”,是文化界通常专指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次的戏曲改革(改戏、改制、改人,简称“三改”)。戏曲艺术的变革是时代的需要,是社会变革的需要,是戏曲艺术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它具有历史延续性,它贯穿于整个戏曲发展史的过程,只是不同时代、不同的剧种,它的变革内容不同,变革的方式、方法各异。新中国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对传统戏曲进行的这场改革,是空前未有的第一次戏曲改革,其广度和深度均超过以往任何时期的戏曲革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延安时期的解放区,也曾经对戏曲进行过改革尝试,一些做法对这次“戏改”还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近代以来的历史上,福建部分地方剧种都曾经历过不同内容和形式的改革,而得到生存和发展。 福建的闽剧从唱逗腔的儒林班,经过200多年,先后同唱洋歌的平讲班,唱江湖调的江湖班,以及唱昆曲、皮黄声腔的徽班,几度整合而形成。在以往的戏曲改革中,吸收其他声腔剧种的音乐则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古老剧种梨园戏在明中叶以后也曾吸收过昆曲、弋阳腔,还有潮调等,但已完全融化入泉腔:莆仙戏吸收民间曲艺音乐和民间音乐的伴奏乐器,从而使曲调旋律更有流动性和抒情风味。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福州,闽剧的舞台美术不囿于传统的一桌二椅形式,首次采用新式的机关布景,连上海的舞美设计师都前来取经并进行合作,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三十年代间,兴化戏(即莆仙戏)突破了男扮女角的陈规,招收女童组建女班之风相继出现,如摩登、蟾宫、滕芳等戏班,曾以优美的色艺、鲜艳的服饰和精致的布景,蜚声于莆仙舞台。三四十年代,福建的戏曲改革还跟抗日救亡运动联系在一起。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莆仙戏剧界进步人士和戏班艺人,热情投入抗日宣传,并敦促政府成立了乡土戏剧改良委员会,对莆仙人民喜闻乐见的兴化戏,从剧目内容到演出形式,进行了实验性的改良。在进步人士陈啸高等主持下,仙游县还创办了仙游县模范乐剧队,实验演出了《斩蒲龙》、《梁红玉》、《大义灭亲》、《马江小景》、《狼狗坑》等一批改良戏,影响很大。抗战时期,厦门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侵略者为“日本帝国圣战”歌功颂德,强化推行殖民主义的“皇民新剧”,遭到广大歌仔戏艺人的反对:当时闽南各县的国民党县党部,却把形成于台湾的歌仔戏视为“亡国调”加以禁演。广大艺人为了保护传统艺术和自身的生存,便撤出城市,转入农村。负有盛名的歌仔戏艺人邵江海、林文祥等人大胆地以“锦歌”和歌仔中的【杂念仔】融合,以大壳弦、大广弦、六角弦等为主弦,吸收南曲、南词、山歌小调和其他剧种的唱腔小曲等,重新创造一套有独特风格的【杂碎调】新腔,亦称【改良调】,代替原来的台湾【歌仔调】,搬上舞台演出,时称“改良戏”。这次由歌仔戏艺人发起的、成功的改革,挽救了濒临绝境的歌仔戏,适应了当时社会环境的变化。 由于历史上的戏曲改革多是自发性的,往往是在戏班间互相竞技斗胜、谋求生存的背景下,而采取的某种变革或是创新的措施,缺乏有力的组织引导和明确的方针政策,以致半途而废的并不鲜见。新中国成立后的这次“戏改”则是自上而下的。从中央到地方,是有领导、有组织的,是由政府倡导的一种行为,是前所未有的,其特点是规模大、范围广。从“戏改”工作的发展情况来考察,其内容和形式包括“改戏、改人、改制”,通过改革提高戏曲艺人的政治觉悟、文化修养以及改革旧戏班不合理的管理、演出制度和艺术体制。“三改”的三个方面是并行的,然而在不同地区、不同剧团,在实践中,由于各自实际状况的不同,其侧重点、做法和进度并不完全一样。这场“戏改”就是要引导从旧社会流传下来的传统戏曲艺术转型为新时期社会主义的新戏曲,其目的就是抢救保护民族戏曲文化遗产,出人、出戏、出成果。用当前的眼光来审视,这场戏改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戏曲艺术自身朝健康化发展的需要,其意义影响深远。今天回顾、探讨和再认识这场对传统戏曲艺术的改革,仍然有着实践和借鉴意义。
二 福建戏曲历史悠久,地方剧种众多,不仅流传有数百年历史的本土古老剧种,还保存省外流进的古老的声腔剧种,底蕴深厚:既有数以万计的传统剧目,又有特色鲜明、风格各异的表演艺术、戏曲音乐和舞台美术形态。它历经数百年的积淀,有丰富多彩的艺术精华,但也难免掺杂某些糟粕。 至新中国成立前夕,福建大多数戏班处境维艰,相继解散。莆仙戏、梨园戏、高甲戏(时称九甲戏)、芗剧(时称歌仔戏)、潮剧等多数剧种,均已濒临绝境,词明戏、平讲戏、北路戏、三角戏、四平戏、大腔戏、小腔戏等剧种亦面临消亡。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闽剧拥有最多的观众,此时也只有福州闽班尚存的旧赛乐、三赛乐、四赛乐、善传奇、赛天然、复兴班等,所演出的都是旧剧目。 为振兴戏曲,1949年11月,文化部成立专职管理全国戏曲改革工作的领导机构———戏曲改进局之后,福建亦先后组建加强对戏曲改革工作领导的机构。1950年6月开始,在福建省文联的领导下,全省戏曲改革工作组织开展。1950年7月,全国成立戏曲改进委员会,主持剧目的审定与改编工作:紧接着于1951年2月,福建省人民政府文教厅文化处成立了戏曲审定委员会,开展戏曲剧目审定工作。1952年7月,福建省人民政府文化事业管理局成立,主持指导戏改工作:8月,即召开第一次全省文化馆工作会议,汇报“戏改”工作,交流经验,并举办“戏改工作”等专题报告,此次会议旨在发挥基层文化馆站在“戏改”工作中的作用:1952年10月,省文化局抽调闽剧、莆仙戏、梨园戏、高甲戏、芗剧等几个剧种知名的戏剧家和个别院校熟悉地方戏曲的教授组成剧目工作室,作为省文化局的参谋部门,并具体主持传统剧目的挖掘、抢救、记录、整理、改编、修改,辅导和搜集资料、出版等工作。1953年1月,省戏曲改革委员会成立,邀请闽剧、梨园戏等剧种有实践经验的编、导、演参加,其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戏改”的方针、政策上的组织、指导和检查、督促:9月,福建戏曲改革会议召开,各地戏改干部和有关代表参加,历时半个月。此时各市(专区)都仿照成立了相应的部门,进一步实施戏改工作。福州闽剧界也早于1951年12月,成立省闽剧工作者协会,组织义演集资修建艺人俱乐部,组建闽协剧团,作为“戏改”的实验地,对闽剧的改革起了积极的作用。1953年9月,省闽南戏实验剧团成立,以其作为“戏改”重点实验剧团,起到带头示范作用。1954年,莆田、仙游两县还成立编剧小组,凝聚创作人才,加强对戏曲创作的组织领导。 至此,福建从1950年开始,在“戏改”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在党委领导下,由文化行政部门、群众团体组织的实际操办部门和实验阵地,密切配合运作的机制,为顺利搞好“戏改”工作提供了扎实的组织保证。 福建“戏改”的三个方面同步进行。“戏改”的三个方面,以改戏为中心,改人是关键,改制是保证,三者相互依存,互相促进,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按剧种、剧团的实际来进行。为叙述方便,三者分别表述如下: “改戏”。根据《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改戏”的重点是审定流行广、影响大的旧有剧目。遵照有利、有害、无害的原则,区别剧目的“良”、“莠”。提倡、鼓励、推广宣传反抗侵略、反抗压迫,爱祖国、爱自由、爱劳动,发扬人民正义及其善良性格的戏曲。同时,反对鼓吹封建奴隶道德、鼓吹野蛮恐怖或猥亵淫毒行为,丑化劳动人民的戏曲。为了净化戏曲舞台,宣布停演少数有宣扬宿命论、封建迷信、凶杀奸淫,以及丑化、麻醉、恐吓和侮辱劳动人民的语言和动作。如闽剧《金龟母》、《八美楼》、《秘书楼》、《听天由命》、《开封府》,还有《大劈棺》、《杀子报》、《仙翁取脑》等。在“改戏”中,还改变了男旦等落后的表演体制,推行男女同台演出,并在舞台上摈弃了悲愤时的斗眼、歪嘴、抖手、扁嘴等悲惨、夸张的不雅观的表演动作,以及改变丑角在台前乱说粗话,唱、白庸俗不堪的现象。 各地人民政府在审定旧戏、禁演坏戏、净化舞台形象的同时,提倡演好戏、新戏。省会福州首先为戏曲舞台带来新剧目,解放军第十兵团的京剧团演出了京剧《保家卫国》、《九件衣》。后来闽剧又排演《信陵公子》,剧情是援韩救赵,当时正是抗美援朝期间,因此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同时,闽剧界开展“每班一新戏”运动,移植演出来自老解放区的部分剧目,如《闯王进京》、《逼上梁山》、《九件衣》、《赤叶河》和《血泪仇》等。福州闽剧班“四赛乐”开始也有演解放区的新戏《小仓山》,但戏景不佳。1952年,由本团根据清末民间故事编演的新戏《贻顺哥烛蒂》,场场满座,既排演了新戏,又尝到赚了钱的甜头。 全省各地的剧团也都先后排演了新戏,如莆仙戏上演《林冲》、《三打祝家庄》、《红娘子》等。当时演戏要收税,但有关部门规定演好戏可以免税、减捐,尤其是演新戏,这部分税金可以留下给剧团做福利。这是对剧团演好戏的鼓励,引导剧团和艺人转变旧的观念,许多剧团都提高了上演好戏、新戏的自觉性。福州的几个闽剧戏班都有一本现代戏,如善传奇演出《九件衣》,赛天然演出《血泪仇》、《打草谷》。后来还有闽剧作者编写了《满腔热血为谁流》:福州郊区业余作者根据当地恶霸地主欺压劳动人民的真实故事,编写了农民与恶霸地主作斗争的戏《九命沉冤》,由当地工农文工队演出,东郊一带三十六乡农民争相观看,1951年,省文联授予该作者剧本创作奖。以后此戏由福州市闽剧院演出,成为第一个登台演出百场的剧目。 “改人”。首先从组织艺人学习入手,学习形式多样,省上举办戏曲研究班,各地也自办培训班或学习班。其核心是教育,最终目的是提高艺人的思想文化水平,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使艺人彻底从旧社会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当时广大戏曲艺人迫切要求进步,他们对自己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誉为“灵魂工程师”的称号引为自豪,认为自己从旧社会的“戏子”到新社会被尊称为“人民演员”、“灵魂工程师”,感到十分的光荣。当时很多剧团还统一配制了团服,艺人身穿灰色的中山装和列宁装,列队参加集体活动,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艺人学习班是“改人”的一种重要形式。从1950年6月开始至1952年8月,福建省先后在福州、泉州等地,分地区、分剧种举办福建省戏曲研究班,共有6期,参加学习的有闽剧、莆仙戏、梨园戏、高甲戏、芗剧、闽西汉剧、潮剧以及京剧、越剧等剧种的艺人,全省共轮训艺人约2400人以上。通过学习,团结、教育了广大艺人,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使他们更深入了解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增强“戏改”的自觉性:并改变了旧有的陋习,有的艺人摈弃了过去吸大烟、嫖、赌等不良恶习。艺人训练班的培训教材主要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和“戏改”政策。当时将教材印成活页文选,每人分发一册。由于艺人文化水平不高,培训班一方面对文件逐段逐句耐心讲解,帮助艺人理解文件的精神:另一方面采取“以戏论戏”的方法,如安排演出被停演的戏,以及其他传统戏,组织艺人参加讨论,使艺人对剧目有了形象的理解,分清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全省各地的剧团为广大艺人讲“三课”:剧本课,请剧作者来讲解剧情,介绍故事的历史背景:同时还上导演课、历史课,提高专业和文化水平。 省上和各地举办的研究班、学习班、培训班,为这场“戏改”培育了一批“戏改”骨干。莆仙戏著名旦角艺术家黄宝珍(人称“妹丕”),回忆起“戏改”的情景如数家珍,令人如临其境。她说:“1951年,当时县里派吴振宇、罗炳森等人去晋江专区剧协(泉州)培训学习,回来后就当戏改干部。戏改就是改戏、改人、改制。改人就是改思想,读书、扫盲,教育艺人如何做人,演戏是教育人的,艺人先学会做人才会演戏,学会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艺人本身要先受教育。”当时她只读到小学四年级,在戏班里算是有文化的。培训班学习回来后,团里让她给艺人讲课:还请人给艺人上剧本课,讲剧情是哪一朝代的,是什么故事,要怎么演。剧情中有凶杀、色情的不能演,如《大劈棺》等。闽剧老艺人杨铁城在回忆这一段历史时,满怀深情地说:“通过学习提高了觉悟,从‘戏子’到人民演员,肩膀上要有责任,知道‘戏改’这个政治任务。” 通过举办学习班,不仅提高了艺人的文化水平,还推动了戏改工作的进展。应该说这场戏曲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改造旧戏曲,建立新戏曲”,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广大人民服务。在这场“戏改”工作中,其成功与否,人是决定因素:“戏改”要由众人的努力来完成,因此“改人”是重要的前提,只有从事戏曲的工作者具备了新思想、新思路,才能演好新戏,也只有把人从旧的制度束缚下解放出来,才能调动起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大地发挥人的聪明才智。 “改制”。主要是改革剧团的管理体制,首先将过去戏班实行班主制改为共和制,有的叫做“共和班”:也有的由班主制转为股份制,由本班的几个名角或几个班的班主合在一起实行股份制。据闽剧老艺人回忆,解放前他们是赚工资,按月发米票,月资是戏班老板指定的,刚解放时还保留这种形式。新中国建立后普遍废除了班主制,各地的剧团经过整顿和改革,改为由艺人当家作主的集体所有制,由“班主制”(或股份制)改成民主制。原为共和制的,后来改称为剧团。同时,许多戏班还由艺人选举产生了班委会或团委会,选举出团长。1954年全省剧团大部分是私营,少数为国营或民营公助,部分剧种先后成立了重点实验剧团,实行民营公助,如闽剧实验剧团、闽南戏实验剧团(后改为省梨园戏实验剧团),泉州大众剧社(由解放初几个名艺人新组建的新合和班改组,后又易名为泉州高甲戏剧团),莆田县典型剧团(后改名莆田实验剧团),漳州实验芗剧团(后改为龙溪专区芗剧团)、厦门金莲升高甲戏剧团等,年拨补助经费4000万元(旧币)。为了加强剧团的领导,实行规范的剧团管理,有的成立党支部,未成立党支部的,各地文化主管部门还向剧团派出干部担任团长或指导员,当时称为“派团干部”,加强思想政治和行政管理工作。在改制中,有的是濒临灭绝的小剧种,经挖掘抢救后成立剧团,有寿宁北路戏剧团、泰宁梅林戏剧团、福安平讲戏剧团:有的从乐种、曲种改建为剧种,有龙岩山歌戏剧团、南平南词戏剧团。许多已散的艺人重新组织起来,或恢复原戏班演出,或组织新的戏班、剧社、剧团等不同名称的演出单位,凝聚了本剧种的艺术骨干,并培养了一批接班人。漳州布袋戏名艺人郑福来、陈南田率先组成漳州南江木偶剧团,实行共和制,1953年漳浦布袋戏名家杨胜组成艺光木偶剧团:1954年,两团实行优势组合,组成龙溪专区布袋戏代表队。莆仙曾有过150多个戏班,有传统抄本记载有班名的,就达90多个戏班,以后逐渐消退。至建国前夕,仅有30多个班,经过“戏改”,许多戏班获得新生,至1952年,莆仙二县恢复至50多班。他们看戏、评戏,就戏论戏,以戏学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表导演方面,建立了导演制,即以导演为主排演剧目的制度,使剧目的排演纳入规范化管理:剧目工作方面,改变了幕表戏、幕表制的旧习,建立本剧种、本剧团的保留剧目,排演剧目则以剧目文本为脚本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