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闽剧的兴起和发展,不仅在于它的声腔曲调更贴近广大民众的视听习惯,及表演形式日臻完善、精美，更多地在于能及时地反映当时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充分展示他们日常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人们教育自己、鼓舞自己和娱乐自己的重要工具。特别是闽剧剧目无不反映着福州社会生活的点滴痕迹，折射出作品与广大民众密切的精神联系。本文借鉴社会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方法，试图通过对闽剧剧目的分析、例证和解读、比较，从她反映的福州民众的思想观念，提示近代福州社会、民众与闽剧的相互关系。从中寻找闽剧或地方艺术在新时期进一步繁荣发展的道路。
关键词：闽剧 福州 民众 思想观念 引言 闽剧，俗称“福州戏”，是福建省五大地方剧种之一，流行于福州地区和古田、宁德、福安、周霞浦等福州方言区以及南平、三明、尤溪、顺昌等县市，并随闽人的足迹，传播到港澳台地区，东南亚各国与北美等地。闽剧自诞生之日起，就以其平民化、世俗化的审美观照和浓郁的乡土特色一直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同中国所有的地方戏曲一样，它来自民间，衍进发展也须臾未曾离开过世俗的土壤，民间的生活，民众的喜好，民俗的展现，一直灌注融合于它的躯体之中，并成为其保持蓬勃生命力的重要因素。作为一种具有鲜明乡土特色的文化现象，闽剧与福州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特别是福州民众独具一格的人文性格和思想观念，对闽剧影响甚深，反之，在闽剧剧目中也能清晰地看到福州人民的思想观念。 所谓的“福州人一般是指以省会福州为中心的闽江下游及闽东一带的居民。”（1）“福州城自汉晋以来都是福建的政治、军事以及经济、文化等中心，这使的福州人的人文性格，具有追求正统教化的特征。”（2）加之福州靠山面海的地理位置，传统的农业经济和新兴的工商行业并重，务农稼穑与出海经商的生活方式，使福州民众既有纯朴敦厚、正统谨慎的一面，又有冒险进取、开放兼容的另一面。明清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福州的民风习俗呈现出一种多元的趋势：既有封建的旧风尚，又有资本主义的新风气；既有急功近利奢靡虚荣的成分，又有居安思危、忧国忧民的精神。使之在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上突显出一种独具个性的地域性。 一、名人与英雄崇拜意识 福州自古以来人杰地灵，人文荟萃，长期正统政治教化的薰陶与海洋文化所孕育的进取性格，使福州的知识分子即士子们在中国的舞台上别具个性，尤其清代中后期，“福州士子固有的忧国忧民意识在世道变迁中表现得更加激烈，而面对海洋的开拓进取精神，使这里的士子们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与海洋文化，站得高，看得远。”（3）林则徐、沈葆桢、陈宝琛、严复、林纾及一大批近代海军的创始人，献身革命的青年精英，在中国的舞台上煜煜发光。福州民众对此倍感自豪，并以此向外地人炫耀的资本之一。这些风流人物不仅是百姓津津乐道的话题，还大量再现出闽剧的剧目中，成为一种永久的艺术形象存活在人们的思想中，言语中甚至一辈子的记忆中。 富于地域特色的闽剧将当地知名人士及对福州、福建有功绩的人物搬上舞台，并以他们为当然的主角，真人真事也罢，真人假事也好，或者真事他人也可，只要能沾一点名人的边，赞扬一下心中英雄的长处，就心满意足——闽剧班社以此赚得满钵银；福州观众为此又添几分骄傲感。如林则徐的故事：《闽剧历史资料汇编》（四）有一则引自缪苍孙《续碑传集》卷四十二的《侯官林则徐事绩编入戏曲》的记载云：“林公……一时贤名满天下，至儿童走卒，妇人女子，皆以公所莅为荣，辄日：林公来，我生奂矣，至以公所行政，播诸歌谣，荒村野市，传之以为乐。……（4）林则徐事迹，编入闽剧的有《林则徐自诉》、《林则徐》（孝子控父）、《出谴草》和《林公案》（果子妹）等。在这些剧目中，林则徐是当然的主角，如《林则徐自诉》自叹身世，写的是清道光末，太平军起义，林则徐赴任两广总督途中自述宦途艰难却知难而上的心情。（5）这个剧目目前只余唱词一段，但林公的爱国忧民之心却浮之纸上。如《出谴草》与《孝子控父》均以林则徐广州禁烟为背景，前者写的是林则徐被诬革职后遭新任总督琦善百般刁难并欲加害于他。危难之时，关天培、李廷钰及军卒因“夙钦则徐，以情告之，促其出走”的故事；（6）后者则由广州一户普通市民钟罗吸食鸦片，家破人亡的凄惨命运为切入点，着重描绘林则徐如何足智多谋，收缴鸦片并焚毁的果敢之举。（7）这两出戏虽不是以林则徐为第一主角，但都从侧面浓墨重彩地表现了林则徐的民族气慨和爱国精神。剧中所展示的社会背景亦真实地反映出晚清时期中国社会饱受帝国侵略，殖民涂炭及朝廷腐败软弱的时代风貌，林则徐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做出的一系列惊人之举，通过戏曲舞台的形象再现，更让世人感动、钦佩和崇敬，福州百姓也因此备受鼓舞。而《林公案》系列，是以林则徐“破案”为主要情节，展示了林公除了爱国名人之外的另一面——良吏、能吏、清吏的形象。 除了林则徐这个福州人心目中最伟大的名人搬上舞台外，戚继光、张径作为明朝搞倭名将，因他们对福建、福州的突出贡献，也被理所当然地走进闽剧剧目。如《戚继光》，这是一台又本戏组成的连台本剧目。以戚继光怒斩其子少桂为故事蓝本，虽然“本剧多与史实不符。戚公斩子，出自传闻”。（8）但戚家军骁勇奋战，纪律严明的作风及荡平倭寇，还民平安的事迹一直令福州人民感怀在心，至今福州仍有纪念戚继光的“思儿亭”、“戚公祠”和已成为福州饮食代表之一的“光饼”、“征东饼”。《双玉蝉》写的是豆蔻女子曹芳儿十八年来抚养幼夫张洪长大成才，报仇雪恨的故事。乍看之下，这出戏与其他类似的剧目并无出奇之处，但问题的关键是，主人公之一的张洪是明将张经之子，“经御寇不胜，被诬通敌，迫而自尽，及遣讣携儿逃祸。”曹芳儿之父“怜其为（张洪）忠良后……命芳儿以婴为婿，携归抚养”。（9）一段在封建社会并不少见的长幼姻缘，因了“忠良之后”而显得格外奇特，曹芳儿的遭遇虽令人唏嘘，行为却令世人钦佩，但她的这突出显示了福州人敬重英雄的观念。解放后，《双玉蝉》曾先后被改编整理，重新创作为同名闽剧和甬剧（宁波），但主题立意变为鞭挞封建礼教和宗族制度对妇女的摧残的迫害，是充满了泪和血的悲剧，男女主人公与传经父子毫无瓜葛，这是另外的话题了。 福州自古与台湾关系密切，两岸人民来往密切，闽籍在台官员中不少是福州人，其中的一位甘国宝，其从平民跃居为名人的传奇经历，最令福州民众津津乐道，并常常作为“浪子回头金不换”的典型人物，教育子女和年青人。甘国宝，“系古田人，清雍正年间以武进士出仕，累官至总兵、提督，有政声，台湾建有甘总兵祠”。（10）闽剧连台本戏《甘国宝》共6本。剧中叙述了甘国宝从一个嗜赌好斗的青年，在鞋匠师傅的教育下，幡然醒悟，赴台投军，成就一番事业的故事。应该说，这样的故事司空见惯，但闽剧中的甘国宝不仅被赋予“下凡白虎星”的传奇身世，更因与乾隆之母甘太后同为古田甘氏后裔，被其认作姑侄，而“一日十三升”。这样的情节辅排透露出福州民众攀权附贵和名人追根认同的潜意识。 虽然福州人对名人名士较为推崇、尊重，便并不是所有的名人都能入他们的“法眼”，那些与传统道德相悖，为人处世不光明磊落的名人，哪怕就是老乡，在福州人的心目亦是丑陋而需揭露抨击的。闽剧《翁正春》所反映的正是这种道德观念，该剧以明万历年间状元翁正春的几段传闻为蓝本，塑造了一个负心无良、恃强凌弱官吏形象。其实，历史上的翁正春是个忠臣，曾因抗论忤逆魏忠贤而气求回归故里一生并无劣迹。史载：“翁正春，字北震，侯官（今福州市）人。明万历二十年（1592）状元，授修撰，累迂礼部侍郎。”（11）“为福清相公叶文忠公（向高）门生，文忠为长乐大司空陈培新（长祚）门生。三公同朝显贵，为一代硕生名臣。”（12）但在民间传闻中居然成了被谴责的对象，“俗传文简计偕至苏，缺资斧，有娘赠之金，许以归娶。”及登弟，负约枉道而归，妓死之。”“先生初择金鸡山一声穴，为洪塘民林子致祖地，先生欲以势得之”。（13）有趣的是闽剧《翁正春》在尽情渲染翁正春劣迹之时，却对其同榜的泉人彭则隆大为赞赏。据称，彭则彭其实是榜眼，晋江人史继偕化身。其人在宝贵之后不忘落泊福州之际屡屡相济的平民兄弟林子志，在得知翁正春霸人祖坟之时，挺身而出，求助恩师叶向高，平息风波。一出不长的戏，却浓缩了几位福州（或在福州）的名人，褒贬分明，爱憎有别，或有故作惊人之语，耸人视听附会名人、招徕观众之嫌，但骨子里透露出却是福州民众的道德评判标准。 除了搬演本土人物故事之外，闽剧还搬演了外来剧种中大量的有关帝王将相的剧目，如《雍正大破鸭仔山》、《飞龙传》、《三不可》、《孙庞传》及《诸葛亮招亲》、《甘露寺》等三国演义系列和《杨家将》系列等。但这些剧目在福州，往往被赋予平民的视角，使这些名人名士具有百姓的血肉，更具平民化。如《飞龙传》（《宋太祖》）（14）中，“匡胤竟所骑泥马而驰”，如《乌鸦林》（《杨七降生》）中的杨七，出生之际，适值其父杨继业出猎“射附一鸦，寻至庙中，见矢贯神象”，（15）如《高平关》中“高行周见匡胤有王者相，他日必得天下”。（16）等等，这些名人身上多多少少都被赋予了与众不同的神秘色彩，即神化，除此之外他们又与一般人无异，如赵匡胤也“顾曲勾栏”，杨七爱与人打架，顽劣不覊这事也常常发生。这样的人物形象或许更符合符合福州普通民众的思想观念：“既然是名人，既然能出人头地，注定天生必有与凡人不同之处，没什么了不起；虽高高在上，也非十全十美，因为他们毕竟还是人”，这种复杂而微妙的心态反映了福州民众既崇拜名人又多少带点妒嫉，找点小碴以求平衡的心理。 二、清官崇拜意识。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了“父母官”的概念，对广大百姓来说，只要是为他们做过好事的官吏，一律称作“清官”，“它的范围上至卿相，下至知府、县令，不论级别，只要是廉政爱民、执法公正、除暴安良、刚直不阿等等具有高尚品格，符合百姓心目中的理想形象，通通包揽无余，甚至将一些贤相、忠臣也包括进去了。”（17）而与清官相伴的是社会成员的“清官崇拜”情结，这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和心理其实是封建社会中处于最底层的民众对“清明世界”的渴望和呼唤，是被侮辱者和被损害唯一的希望与寄托。“对清官的肯定与认同，已经成为旧时代社会和全民的一种共同心理和共同的价值取向”（18）在各类文艺作品中，都出现大量异彩纷呈的清官故事，清官审案更成为百姓津津乐道的话题。 源于福州民间传说和评话本《诸威》的《陈若霖斩皇子》可以说闽剧传统剧目中典型的“清官戏”。该剧叙述的是：皇子鸿忤见宰相之女李雪娇貌美，见色起异，骗之入宫，欲行不轨，雪娇自缢以抗，鸿忤抛尸入井。雪娇未婚夫为雪沉冤，上告刑部尚书陈若霖。几番周折后，陈若霖巧斩皇子，沉冤终雪。在剧中，陈若霖“精于刑律、铁面无私、有包拯之风”，（19）虽在接案、查案之初有些许犹豫，怕得罪皇室，但最终“淡理民冤贤名何在？/以往声誉化作灰尘。/除暴安良死何足惜！纵有不测后世流名。”（20）陈若霖不仅铁面无私精于此案，巧设圈套大白真相，戏的结尾落在圣旨下令赦免皇子的前刹那，陈若霖机智果敢地“先斩后奏”，赦免皇子的圣旨在事实面前顿成一张废纸。观众至此无不感到快意在肠，直呼过瘾。在这个所谓“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的清官身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权受到了正义的挑战，寄寓了民众所欣赏的道德标准，满足了他们在现实世界中无力实现的精神享受，更何况陈若霖是个不折不扣的福州本土人物，该剧问世以来，经演不衰，原因就在于此吧。 另一个清乾隆间，历任屏南、闽县知县、泉州知府、福建巡抚等职的王绍兰，在福州亦是个著名的清官、能吏，福州闽剧竟然以他为主角，编出了王绍兰系列公案戏——《王公十八判》，多达18本，堪与“包公戏”媲美，而且他判的场是福州本土的案件。王绍兰不但在《鸳鸯汤桶记》、《龙凤金耳扒》等公案戏中以明察秋毫、秉公执法而闻名，甚至一反传统，以“清官善断家务事”的形象深入人心。《桐油煮粉干》说的是福州渡鸡口一户人家，婆婆诬媳偷吃母鸡，致使媳妇上吊自尽，差点丧命，被王绍兰遇见，当场审理，巧用一碗桐油煮过的粉干查明真相，还媳清白的故事。都说“清官善断家务事”，但王绍兰偏偏断得清，断得明，在剧中他的一段内心独白很有代表性：“国法故（还）缺偷吃条例，案无巨细都当究明。小小家赋逍遥法外，堂堂县令愧对子民，整顿乾坤第一步，家家户户求得安宁。”（21）家务事虽小，但却和家家户户每天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描写民众最熟悉的生活琐事的此类戏曲，往往也最能激活人们深层的情感体验。所以当真相大白后，被还以清白的玉姑（媳妇）“蒙太爷机关触破，真相了然。不啻是重生父母，再造爹娘”（22）的唱词道出了黎民百姓对这类“爱民如子”父母的不尽感激，究其原因，便是他们对日常生活最基本的期求——家庭幸福和睦成为了现实。 在闽剧的清官戏中，还有大量的诸如《知县斩按司》、《邱署备斩子》、《赵国政斩子》、《朱奎斩侄》等等的剧目，单看剧名就不难揣测其中的剧情必是描写大义灭亲、不畏强权为民除害的故事。如《知县斩按司》写的就是清乾隆年间华亭县知县曹振庸怒斩顶头上司——江西按察使田一清的故事。剧中，田一清霸人祖坟，打死坟主夫妇，纵火灭门，其子恃势欺欺人，鱼肉乡里，坏事做尽，而曹振庸则曾官居御史，以忤权臣被贬为县令，本身就一身正义气，一正一反的人物对比，更增添了曹振庸的清官品格和田一清的丑陋面目。 无独有偶，闽剧剧目也同样大量搬演包公案系列，但与众不同的是，它常将外来的清官戏加以地方化，或把案发地点改在本地，或把主角易为本地官员，或把整出戏包装成彻头彻尾的“福州”案件。《看鳌山》最有代表性，此戏乃包公案之一，原为包公判菜莱案，但闽剧将案发时间易为清光绪年间，包公改为闽巡抚王凯泰，事件也依托福州的本土故事，并将“看鳌山”这一福州特有风俗引入剧情，不明其底细者，无疑就将之看作是“福州故事”。 三、忠厚仁义思想与爱国情结 中国自古讲求忠孝仁义，“父慈子孝、夫随妇从”的观念和以“孝”治天下，“移孝为忠”的儒家思想，一直是人们的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之一。福州素有“海滨邹鲁”之称，长期以来在正统教化的浸染下，福州民众讲求理义道德、忠孝仁义，对这样的行为赞赏有加。同时，福州民众人文性格中与生俱来的忧国忧民，“放眼看世界”的思想意识，使他们在每一次的社会动荡和变迁中，都能积极踊跃地站在时代潮流的浪尖，“一呼百应”，精英层出不穷。作为反映人民生活的闽剧自然体现了这些思想意识。 （一）有关忠孝的，如取材于“二十四孝”的《王者祥卧冰》，如追思母亲的《丁兰刻木》，此“丁兰”与“二十四孝”之“丁兰刻木”仅姓名与“刻木”相同。剧情则完全不同，其中一段写了兰因听信妻子谗言，虐待殴架母亲。一日“兰耕于田，见羊跪乳，乌鸦反哺，异之，询于老农，农告以养育之恩，兰顿悟”并向母谢罪，母亲不解其意，惧而投水。“兰跃救不及，归欲杀妻，妻感悟求恕，得免。遂刻木为母象，永志哀思。”（23）这样简单甚至说教意味浓厚的情节，却如实地反映出福州百姓朴素的孝道思想，即动物知反哺、跪乳，何况人乎？再如《王华买父》，“宋八贤王得异梦，往寻（曾被弃之江中的婴儿）王华，以‘卖身为父’试之，”王华以无父为不幸，自顾迎归，八贤王为再试其度量，于饮食故意苛求，时王华改营小贩，虽多方供养，奈力不从心，勉强筹奉，先卖秀英与荷花（妻、婢女），再卖幼子。”（24）剧中，王华年幼被渔夫收养并不知八贤王为亲生父亲，，却真心真意待奉“假”父亲，典妻卖子在所不惜，虽有些夸张及荒诞不经，但拳拳孝心令人感慨。这出戏在20世纪90年代未曾被重新整理创作，在榕城上演时，仍大受观众欢迎，成为剧团下乡必演的剧目之一。又如《嫁妻养母》、《凤山寻母》亦称《弃官寻母》等等，在这些剧中主人公为尽孝道可以弃官，可以典妻，可以卖子，无不是人们“以孝为先”思想的真实反映，福州民众对敬老尽孝的认同和赞赏。 （二）关于仁义、仪义的，如《十三妹、《九更天》、《朱后德》、《王茂生进酒》、《雷夜赠衣》等，《十三妹》源自《儿女英雄传》，其侠女形象妇孺皆知；《九更天》写的是忠仆“滚铁钉板”，救主性命。这类表现忠厚仁义式侠肝义胆的题材，各地的戏曲中都多有再现，闽剧也有许多移植于其他剧种，取材于“七侠五义”或“三侠五义”、“水浒传”的剧目，其中的人物或是英雄或是绿林好汉或是名臣名相，但闽剧的最大不同和独到之处在于它更偏好于展示小人物的侠心热肠。如《王茂生进酒》与《雷夜赠衣》。薛仁贵的故事人熟耳详，京剧《红鬃烈马》便是以他为主人公大肆渲染他的英雄事迹。与京剧喜好表现帝王将相截然相反的闽剧，在那两出戏中，薛仁贵仅仅是个配角，当他贫栖瓦窑，遭宗族亲威辱弃，穷途末路之际，唯邻人王茂生不但救其性命，赠其衣食，与之结为金兰，而且励其上进。薛仁贵班师回朝，王茂生夫妇以水代酒至王府，“仁贵仍为引满，以示在情不在酒。”（25）虽然《王茂生进酒》是插科打诨之折戏，有戏谑讽刺之意，而《雪夜赠衣》的主角是薛仁贵之妻柳金花，但贫穷的王茂生所表现出来的急公好义、助人危难的行为着实反映出福州民众“穷帮穷”，同舟共济的朴素思想品德。 （三）关于反帝反封建与爱国思想的，从19世纪末的维新变法到20世纪初的民主革命，从两次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中国近代历史可谓风起云涌。以史为鉴，以戏为器，全国的戏曲舞台或多或少地出现了一批表达爱国热忧和民主思潮的剧目。福州是一座爱国情绪浓厚的历史文化古城。而“福州士子有着比其他地方士子更为迫切的时代改革使命感……他们既敢于舍生取义，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又敢于面对挑战，开眼看世界，为近代中国社会的推新、改革及至革命披荆斩棘，奋斗不息。”（26）这样的城市，这样的人文性格，闽剧必然有着“铁肩担道义”的责任感，这时期出现了大批“时装戏”（即现代戏），如《民族之耻》、《救国救民》、《弃家救国》、《蔡松坡》、《蔡廷锴松沪抗日》等等，光看剧目就知其主旨，它们基本上取材于当时当地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叙述的是彼时彼处人民反帝反封建反侵略的举止行为。如《民族之耻》是根据“五四”运动前后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运动及时创作演出的。如《蔡松坡》写蔡锷将军为打倒袁世凯，在歌女帮助下机智逃脱魔窟的故事，歌颂了蔡锷的反帝精神；又如《马台山》，歌颂马台山将军坚持抗日；《救国救民》反映军阀混战，民众愤而抗击的事件。其中以《弃家救国》最为悲壮。该剧描述了抗战时期某大学教授曾国光一家为抗击日寇惨烈牺牲的故事。曾国光弃职从戎后，奉命与其妻表兄里应外合，诈降诱放，忍痛亲杀子女、母亲亦自撞身亡，以取信于寇。其妻甘英芳，男扮女装，充日寇书记，不幸牺牲。日军投降后，军民开大会追悼之。该剧还强烈鞭挞了卖国求荣的甘鸿父子（甘英芳父兄），这些新编现代戏无不深刻反映出福州人民不甘侵略、不甘屈辱，奋起反抗和爱国自救的精神及民族英雄、抗日英雄的敬佩之情。 四、兼容并蓄的开放意识 自古以来，福州就是座开放的城市，以其海洋般开阔的胸怀，不仅接纳了来自中原各地的移民，兼容并蓄了中原的文化，而且面对海洋的开拓进取精神，使福州民众能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与海洋文化，站得高，看得远。“拿来主义”对他们百益而无一害，尤其是明清至民国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工商业的发展，海外贸易的繁荣，西方资本主义思潮的进入，“洋货”的入市等等，使本身就对一切新生事物都极其好奇的福州民众，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将外来事物、新潮思想吸收融化，最后变成“自己”的东西。闽剧有相当一部分剧目就来自外来的姐妹艺术。如改编自同名电影的《白云塔》和《空谷兰》，20世纪初，当电影这一新鲜玩意儿在北京、上海等地流行之时，福州的民众大多数还不知或还没机会一睹芳容，但这并不能妨碍百姓们猎奇与热爱之心，看不了电影没关系，看改编后的闽剧也同样上瘾，也同样了解最新潮的时代风云；同样，闽剧《苏佩玉》就缘自话剧《雷雨》，只是将主人公改作苏佩玉（话剧中的鲁妈），增加了苏佩玉与邱启潢乃青梅竹马，和约为婚的情节，又多添了启潢之妻王氏投井死等细节，总之，改编后的闽剧符合观众的心理，曲折且繁琐，虽不如话剧精练深刻，但也让福州观众赶了一回“时髦”，领略到了话剧的魅力。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因福州籍翻译家林纾的缘故，也被闽剧改编为同名剧目，虽然人物与社会背景改成中国式的，但情节取材于外国小说，在当时的地方戏中绝无仅有，《陆格兰》也取材于申江新小说。另外，闽剧还有许多取材或改编自中国古典小说、笔记小说及史书的剧目，如《介子推》、《无心菜》、《顾相如》、《姑伴嫂眠》、《辛十四娘》等等，所有这些剧目在福州的演出市场都很红火，充分说明了福州民众开放包容的思想观念。 五、知命乐天的审美情趣和心理特征 与京剧的“正”剧、“悲”剧，以大人物为主角的风格相比，闽剧传统剧目多以小人物为主且多具有轻喜剧色彩，即使剧情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悲哀、悲痛甚至悲惨的成分，但最终的结局一定是团圆、欢喜的，有时甚至不惜搬出神仙来圆美好之梦，这种知命乐天，苦中寻乐，坚强又达观地看待生活，看待命运，相信未来一定是美好的心理往往是民众对黑暗无奈的现实生活的一种自然心理调节，如同王国维先生在《红楼梦评论》一文中所指出的“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不著此乐天之色彩。”源自民间的闽剧，表现的本就是小市民的生活，反映他们的心声。因此，戏中乐天的色彩极为鲜明。如《缺哥望小姐》中官宦之家的美貌小姐与出生贫寒的残疾渔郎，在最不可能的情况下居然开创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天地。官宦小姐品玉临楼赏湖时，无意与缺嘴（即兔唇）渔郎相逢，奇其状抿嘴一笑，竟让少年渔夫相思成疾，口吐谭石而亡。此石奇特，滴水于上，竟能幻化出当日情形；小姐闻讯，同情之泪滴于石上，石即化奂。因被继母及姐姐指责，品玉愤而轻生，其棺木恰好要放在渔夫之旁。故事到这里本该结束了，但闽剧在此时让关键的人物出场了，陈靖姑施法术，二人复生，并为渔郎补唇，美其容颜，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是一出有些不可思议，却充满神秘浪漫色彩的戏，一出因无意相逢却有情相爱的戏，一个在人世间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愿望，皆因了人们的美好心愿和知命乐天的心理感受，竟美梦成真。如果说《缺哥望小姐》结局令人欣慰，那《荔枝换绛桃》与《双抛桥》则不幸的多。前者的故事发生在今天的朱紫坊两侧，隔着一条小河，一对相爱的恋人遭到了王权恶势力的迫害，焚火而亡；后者的地点在当今的杨桥路路上，一对美满的夫妻也同样遭受恶运，沉河而殁，隔河而葬。这两则故事都源自民间传说，据说都是真人真事。如果就这样的改编成戏，观众肯定恼火，无法接受这样的结局，但在闽剧中，《荔枝换绛 桃》的主人公化身鸳鸯，从烈焰中腾空而去；《双抛桥》的主人公则化为两棵榕树，枝叶隔河交织，冠盖如云，密不可分。双抛桥至今仍在，双抛桥上的榕树依然茂密……这样大胆的想象、抒情的画面和象征性的“团圆”意境，与传唱千古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化蝶”有异曲同工之处，民间浪漫主义在赏心悦目的视觉享受中达到了最高境界，显现出了福州民众拒绝苦难，渴望幸福，相信未来的心理本能和知命乐天的人文性格。 注释： （1）、（2）、（3）陈支平著《福建六大民系》73页、205页、203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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