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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闽剧《贻顺哥烛蒂》喜剧效果构成

2010-12-4 08:51| 发布者: bin598| 查看: 1340| 评论: 0|原作者: 李钰艳 邹自振|来自: 戏剧研究

  要:《贻顺哥烛蒂》是闽剧传统剧目中的经典之作。这出讽刺喜剧之所以深受闽方言区人民的喜爱,是因为它具有强烈的喜剧效果,充满了浓浓的闽味。这一喜剧塑造了贻顺哥这个生动、丰满的人物形象,三是独特的喜剧审美品格。本文立足于特定的福州社会环境,试图从中国古典喜剧的创作方式和喜剧效果构成因素入手去阐释其成功原因。

关键字:嘲讽  喜剧效果  福州风俗

 

闽剧自明代万历年间起,就在八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演绎着普通老百姓的悲欢离合。在众多剧目中,一出极富地方特色,充满浓浓闽味的讽刺喜剧——《贻顺哥烛蒂》,自其搬演之日起就颇受福州老百姓喜爱,成为闽剧中的保留剧目。

《贻顺哥烛蒂》是剧作家邓超尘于1962年根据民间故事编写的九场方言讽刺喜剧。其风格乐而不淫,谐中寓庄,继承了中国古典喜剧的审美品格。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由闽班四赛乐搬演,名丑林务夏饰演贻顺哥,轰动福州城。《贻顺哥烛蒂》的故事发生在清道光年间,“五口通商”的福州港。年关将至,船工陈春生被逼出海,途遇海难,传言货人无一幸存。马贻顺是福州南台(现为台江区)义洲地区一家丝线店老板,年近四十,仍未娶妻。马贻顺早羡春生妻林春香的美貌与贤惠,在得知春生罹难之后,乘其家贫,暗中放高利贷谋娶春香。婚夜,春香自杀未逐,无奈之下,与贻顺约法三章,若春生生还乃返陈家。贻顺假装应允。十年之后,春香与马贻顺已生得两子。被流放到南洋当“猪仔”(苦力)的春生受人资助回到福州,得知春香改嫁原委,深感其孝,愿出重金赎回春香。贻顺不肯覆约,于是春生控于海防分府。此时春香因“前夫有恨,后夫有义”,左右为难。海防分府王绍兰命春香装死,智断此案,马贻顺终因吝啬失去贤内助,仅得到一截无用的烛蒂。该剧搬演之后“贻顺哥烛蒂”成为福州话中“吝啬鬼”、“奸狡利”、“十绝哥”的代名词。《贻顺哥烛蒂》也被称为中国的《吝啬鬼》。

1962年,田汉、老舍、张庚等人来到福州观看《贻顺哥烛蒂》,对它大加赞赏。老舍先生欣然提笔赠诗林务夏:“十年尚忆钗头凤/今日欣看烛蒂哥/宜喜宜悲情更切/轻愁微笑漾春波。”正是剧作家邓超尘老先生高超的喜剧创作水平及其对福州传统风土人情的深切关怀,造就了这出讽刺喜剧的辉煌。

一、讽刺对象的独特化、喜剧化与福州方言、风俗的交互

(一)讽刺对象的独特之处

西方古典喜剧艺术家们认为:“喜剧应该滑稽地表现较下层人物的愚蠢来引我们发笑”。在这种理论导向下,西方的古典喜剧是“刺下”的——以平民百姓为主要的讽刺对象。与此相对的是中国古典讽刺喜剧大多以昏庸的权臣、愚蠢邪僻的幕僚、刻薄悭吝的财主为讽刺对象。而《贻顺哥烛蒂》这部喜剧所讽刺的对象贻顺哥既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下层愚蠢的平民百姓,也不是王公贵族、达官显贵。贻顺哥是福州五口通商时代,资本主义和封建制度并存的社会条件中孕育出的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的代表。同时,此剧在成功塑造人物形象的同时,还力图在“五口通商”后福州开埠的背景下,寻求市民文化以及福州人独特的人际秩序和生活方式。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福州被列为“五口通商”城市之一。“184473日,福州正式开辟为对外贸易口岸,外国资本主义开始入侵福州”。台江是当时福州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位于福州城区中部,闽江北岸,旧称南台,自五代十国闽王王审知治闽时期,就已成为对内、对外贸易的大商港之一,与泉州港齐名。五口通商之后,台江成为闽江流域货物、商品集散地,商贾云集,商业日趋繁荣,有福州市区的“黄金宝地”、“聚宝盆”之盛名。台江义洲地区有一段河下街,西接白马河上的河下桥,东连延平路,作为台江汛商业古街,驰名一时。河下街有一段石狮兜,商店鼎立,生意红火。马贻顺的丝线店就开设在石狮兜的河下口。复杂的社会历史时代背景,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造就了一批以马贻顺为代表的市民阶层,并逐渐形成了这一阶层独特的精神性格和伦理道德观念。马贻顺出身于平民阶层,是个小小丝线店的老板,兼做经手(经纪人)得一点佣金,放一点高利贷,从夙兴夜寐,锱铢必较,攒积起一点钱而起家。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福州近代社会市民阶层的精明和勤俭,算计与善良。同时也能体察福州老百姓求稳怕乱,好占便宜的性格。

(二)围绕讽刺对象的喜剧效果

在整部作品中,作者运用多种喜剧技巧成功塑造了小商人马贻顺吝啬、虚伪、精明的形象。真正做到了“谈笑则字与笑并”(刘勰《文心雕龙》),在一片笑声中,入木三分地刻画了生活在福州商业中心以马贻顺为代表的市民阶层的独特形象。观众嘲讽却又不乏善意的笑表现出这部民间讽刺喜剧深厚的社会文化内涵。

①喜剧情节

喜剧情节往往从喜剧效果着眼,总是注重如何便于表现喜剧人物的形象性格,同时,还要为剧中正面人物制造奚落和惩治喜剧方面人物的种种空隙和机会。在巧妙的处理中或借故骂上几句,或打上一顿,使之无可奈何,啼笑皆非。在剧本第五场——马贻顺结婚中,作乾将福州婚嫁习俗同马贻顺的吝啬放在一起,几尽嘻笑怒骂,在结婚这个特定的喜剧情景中构筑喜剧情节,塑造人物形象。

中国人喜欢热闹,讲究喜庆气氛,福州人更是如此。福州传统婚庆习俗,从请媒人说合,到“起贴”,从“三查六问”到“过大礼”,再到纳彩(俗称“答贴”)都有一定的程式,决不可轻易减省。就连订婚时男方付与女方。)都有严格的规定:“不论数字多少,都要有个‘三’,以示吉利。‘三’在福州方言中与‘生’谐音,希望男女双方结婚后早生贵子。”纳彩(男家请媒人向女家提亲,已获同意,便举行这一仪式)为福州婚俗“六礼”之一。纳彩时,不论挑担,还是抬杠,都要有鹅相随,鹅成为双方联姻的象征。结婚当日,男方多在家中宴请亲朋好友,好好热闹一番。

马贻顺乘陈友德家贫,春生音讯全无之时,仅用了三块“光番”(银元)就逼娶了春香,且这三块礼金还只是他当日收数讨息得来的,更别说“起贴”这些既费时又费力的提亲程式了。马贻顺作为一家生意红火的丝线老板,在结婚当日竟也不摆筵席,家里冷冷清清,毫无办喜事的热闹场面。何不宴请宾客,马贻顺也有自己的说法:“讨亲蛮讨亲,何必请六亲,姨妈亲家姑,请了又长线丁……”在马贻顺的思维逻辑中,钱永远是其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春香只是他买来的赚钱工具——只要用最小的付出,就会得到众多好处。结婚喜宴,马贻顺仅准备了线面、芋和豆腐这三样“供死人”的菜。据有关资料记载,线面是福州的特色面食。手工制作,状如细线,一条线面长约一米。线面因价格便宜,且民间忌辰的家祭以简朴为主,菜肴较为简单,所以福州的老百姓常将线面、豆腐、芋、光饼等作为忌辰用品。马贻顺在结婚“喜宴”上摆上这些“供死人”的东西,不仅招来了伙计八弟的耻笑,也使自己陷入尴尬的境地,从此被传为笑柄。

福州人也特别重视接亲的程序和礼仪。按福州民间习俗,“结婚喜日,如果新娘要坐花轿,男家备轿及迎亲的仪仗队,要在前夜太阳落山前就抵达女家。翌日,新娘上轿后,浩浩荡荡地向原路返回。男家接亲队伍,要以花轿为中心。前头高照灯笼,扬旗鸣鼓,配有一支金鼓吹乐队,后头有挑花担,礼旦和彩旦的。媒人引路。接亲的队伍,由村族大高照、祖宗衔头灯笼和金字牌板组成,配有一支锣鼓队,也有‘十番’队。接亲队和迎亲队相逢路上,要以鞭炮放响。沿途也放,到了男家入村时,更是大放鞭炮。”鞭炮在接亲过程中必不可少,具有招财讨吉的象征意义。据《福州习俗》论述,逢年过节,福州例俗都要在适当时间点燃鞭炮,毕剥有声,家里人称为“连连发”,这是大吉大利的喝彩。如果,响声不响,或响不成声,都成禁忌。

结婚当日,夜幕将至,迎亲队伍和新娘的轿子珊珊来迟,贻顺家“也没吹金鼓,也没挂伞灯,冷冷清清”,甚至连鞭炮的响声都没有。被贻顺逼着充当其外甥的八弟向贻顺要“百子”(即长串鞭炮,可连响许久),贻顺作这样的回答:“有、有、有。你忘记了,正月开假我买一挂,掏半挂给你放,还剩半挂放在横头掉,去掏么。”不值几个钱的半挂鞭炮贻顺哥却宝贝似的保存了一整年,竟还在结婚当日得意洋洋地要伙计拿出来放。八弟害怕放了一年的鞭炮潮湿,放不出声音,不吉利。没想到对于忌讳这种儿贻顺板倒是特别小心——他常常将一年前剩下的半挂鞭炮放在灶里烘烤,避免潮湿。

拜堂之后,道士审向贻顺讨花彩和媒人钱,讨价还价后,贻顺终于同意,“好,你莫急,莫急,要添。”当道士婶期待地伸出双手时,贻顺却从兜里掏出三片铜板小心地放在道士婶手心。这一场景同《看钱怒》中贾仁给周荣祖卖儿钱——连个泥娃娃都买不起一贯钞时的情景有异曲同工之妙。作者都抓住守财奴的性格特征,一路打诨,全从其悭吝本性拈出。一个生动逼真、令人绝倒的守财奴形象跃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情节发展到这里其喜剧效果就“水到渠成,天机自露”了。

在整个结婚场景中,马贻顺的种种吝啬行为,均遭到伙计和媒婆的冷嘲热讽,令观众开怀大笑。这种喜剧情节的设置,即符合生活逻辑,又不符合生活逻辑,它往往在具体细节上极为夸张,荒唐可笑,有失真实,但从总体上却绝对真实,而且符合喜剧人物的喜剧性格。

②喜剧语言

喜剧语言,别具一种吸引观众的独特魅力。它幽默风趣,诙谐可笑,极能渲染喜剧气氛,在喜剧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贻顺哥烛蒂》这出颇受福州市民阶层欢迎的剧目中,用福州方言写就的台词是其成功的关键性因素。剧作中通俗易懂,幽默风趣的语言不仅构成了众多的喜剧效果,同时还承载了旧时福州市民阶层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另一方面,若观众不了解福州习俗,缺少对福州方言的领会,那么他对此剧喜剧效果的理解体会也将大打折扣。

戏曲理论家李渔认为,戏曲语言应该“贵浅显”,“重机趣”,“戒浮泛”,“忌填塞”,“声务铿锵”,“语求肖似”,“字分南北”等。贯穿在这些主张中的基本精神,就是语言要明白晓畅,通俗易懂,尤其要个性化。马贻顺每一次出场的唱白,就是极富个性特征的语言,如:“这一只依嫂,伊厝就住在这间,人生漂亮,年纪后生,鼻刀做卓卓,眉毛做弯弯,目  做梭俊,头发做青青,嘴傩做瓮瓮,我痛伊入肝;身架生平答,股川做摊摊,给讨来传种,这仔是包生……”马贻顺的首次亮相喜剧效果浓厚,马上抓住了观众的注意力,冲淡了前一场悲戚的气氛,同时也道出了以马贻顺为代表的小市民阶层的审美情趣。

“我原籍长汀,没大没细没弟没兄,搬到福州,孤孤单单,交头领辗(连滚带爬),经手出关,也积一滴,白银光番,克勤克俭,莫打答关,今年三十八,是很后生。石狮兜开店,丝线独  ,各种颜色,黄红白青,价钱公道,做生意轻声,故意做温温,讲话真答关。”这段自报家门式的唱白,是马贻顺对自己身世的调笑,也是作家借马贻顺之口为观众展现了一个勤俭、自强的小商人的成长经历。使得小商人形象颇具有典型性。

剧作中的一些台词在造笑之余,还表现了福州市民阶层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马贻顺的择偶标准:“第一生得好,第二手料(块)目精,又要打算盘,字又要好,年纪又着轻”,“穿白(指寡妇)是双料火车头,价钱公道也可以”。道士婶游说陈友德时是这么说的:“(贻顺)癞哥吹拳单身独一,钱又有,人又麻利……汝媳妇那嫁给伊,一过门就是老板嫂。汝一答应也就是太老,不使做有吃还不好?”这么一种世俗的婚姻观念与《牡丹亭》、《西厢记》这类传统戏剧所倡导的婚姻大相径庭,是许多外乡人所无法接受的,可在福州这片土地上这种观念却颇被认同。从择偶到成婚,从生意到生活,马贻顺无不是在对钱财精细的“统筹安排”中度过的。在剧作最后,马贻顺面对春香的尸首和厚葬的承诺,认为“尸首要领转,得使许多钱吓,何必因为尸首争气吓。春生讲与伊感情这满好,是不是让伊领”。正是这种精明与算计,反使其失去了贤内助。可观众却没有对其进地强烈的批判和谴责,观众的笑更多的是对贻顺失算的嘲讽。从中我们可以窥见福州市民阶层处处讲求实际的人生哲学。

③喜剧性格

《贻顺哥烛蒂》继承了中国古典讽刺喜剧的创作方法,力主深入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从灵魂深处把握人物性格,使得人物形象塑造入木三分,加强讽刺效果。这与西方喜剧作家总是力图将观念的视线引向外在的身体、服饰和举动上的缺陷,甚至极力扩大这些缺陷,以制造喜剧效果完全不同。第五场以贻顺的唱段拉开序幕:“真正是不存,连步就拜堂,前谋共百计,快活长又长,欢喜吓,快活吓,贻顺做新郎,有趣快乐罗!”年近四十的贻顺终于做新郎了,新娘又是个美娇娘,贻顺能不快活得唱起来吗?然而,有件事让这位新郎官更加高兴,窃喜不止。花小本钱娶来的美娇娘是棵摇钱树,“没过多久光景,钱母翻息,息翻母再合尾哪,差不多二百对”。“春香坐店前,生意包包好,不用多久讨亲本钱久讨转来了……”想到这儿贻顺按耐不住笑出声来。一开场,作者就通过唱段深入贻顺的内心,形象生动地向观众展示了一个小商人贪财,好算计的本性。

当然,讽刺喜剧是比较注意人物的外貌特征的。但只有与精神性格相关的外貌特征才值得讽刺喜剧去表现。《贻顺哥烛蒂》就十分重视通过人物独特的外表去烛照人物的内在精神。

一方面,邓超尘先生力图透过一些外表的独特之处,让观众窥视马贻顺这个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马贻顺不论晴雨天气,出门必带雨伞(长柄竹勾的纸伞),手提“砚春袋”(褡裢),袋中藏放着账簿、笔砚、杂物。有时也信手放一点钱款,为数不多,身上藏一把小算盘。带雨伞是因为贻顺害怕突然下雨,将衣服淋湿,造成对衣物的损坏。一把小算盘是贻顺决不离身的东西,别人的算盘一般是十三槛,而他的却有十四槛。凡是遇到与钱有关的事情贻顺就会掏出算盘仔细地计算一番。面对顾客,马贻顺总是轻声细语,面带微笑,寒暄不断,带有生意人特有的圆滑以及中庸的为人处事的态度。

另一方面,“丑角的鼻凹处通常要抹上一块白粉,戏曲艺术家力图通过这一外在的扮相去透视人物的内心世界。”马贻顺的丑角扮相,在鼻凹处被抹上一块三角形,这是闽剧丑角中外表普通,但心地善良的形象的独特扮相。从丑角马贻顺的化妆上我们可窥见其仍未被金钱蚀尽的良心。

吝啬狡猾的马贻顺本该是被民众极力批判的对象,但有趣的是福州人为他的态度却颇暧昧,虽极力嘲笑,终不十分厌恶。说人“贻顺哥烛蒂”是挖苦,也是笑骂,其中不乏善意。那态度,有如鲁迅先生对待阿Q,阿Q虽丑陋,身上却有国人的影子;马贻顺虽俗,却印着福州市的烙印。所以取笑之中隐含爱惜之意,这中间很有些值得现在人玩味的地方。

福州人对马贻顺的暧昧态度,一方面是由于贻顺虽吝啬狡猾,但非大奸大恶之人,在他身上也能看到福州普通老百姓“义”字为重的价值观,以及人性中的善良与可爱。在春生和马贻顺之间,春香为何难以抉择?用她的话说,就是“前夫有情,后夫有义”。而后夫马贻顺又“义”在何处,竟让春香如此苦恼,难做决断?马贻顺恪守诺言将他与春香的第一个儿子过继给春生,并且悉心抚养,使陈家后继有人;春生的父亲去世后,马贻顺甘当孝男,将陈友德的葬礼办得热热闹闹,更胜于自己的婚礼。贻顺还在南禅山边买了块地安葬陈友德。贻顺和春香夫妻二人相敬如宾,十年以来的生活和和美美,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倒是春生的出现,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波折。

另一方面马贻顺是地地道道的福州人,福州的普通老百姓在贻顺哥身上或多或少的都能找到一点自己的影子,对他的精明、算计和市侩有某种程度的认同感,贻顺哥的形象也因此变得亲切起来。我们也能从这点暧昧中体会到福州独特的社会文化,以及福州市民阶层复杂的价值取向。

 

二、造笑的艺术手法:戏弄调侃和正反对比

《贻顺哥烛蒂》描绘的是旧时福州市民阶层的生活状态,作品中对主人公马贻顺的戏弄和调侃毫不掩饰。

第一场,媒人道士婶来到马贻顺的丝线店,作者就借她之口,好好调侃了贻顺哥一番:“今旦特意来找你,讲你所爱听的话”,“你最爱听的就是钱了吓,其次就是亲事吓”。道士婶的两句调侃第一次借她人之口点出了马贻顺贪财吝啬的性格,同时也增添了一些喜剧色彩。当贻顺得知道士婶为其找的女子是个斜眼之后,他坚决不允。面对马贻顺,怒火攻心的道士婶有一段精彩的唱词:“贻顺这名声,逢人都会惊,嫌糟又嫌酱,又不步多出礼身。掏择(糟蹋)我操心。自家什款,对别人这满认真。钱是命,命是钱,何必一定剥讨亲,哎呵贻顺板,惊惊你又又光零零。”用福州方言唱出的台词,在戏谑调侃中解释了贻顺至今仍为大龄未婚青年的原因——吝啬绝顶、视钱如命。

《贻顺哥烛蒂》中毫不掩饰的戏谑和调侃同中国古典讽刺喜剧《绿牡丹》、《风筝误》、《看钱奴》的艺术手法也有类似之处。它们既刻画被讽刺对象,也认真刻画代表正面人物的正面力量,将讽刺与歌颂结合在一起。《贻顺哥烛蒂》的第一场就将场景设在陈春生家:年关将至,春香拈针为春生缝制出海所需的棉衣,春生在一旁观看。不料,春香刺伤了手指,春生忙取来蜡烛照明。简单的家庭生活场景,为观众展示了新婚夫妇之间简朴温馨的情感世界。面对员外罗炳文的威胁,年轻的春生毫不屈服,当面严辞拒绝。但在老父的哀求之下,春生只好答应出海。第二天一早,临走时,春生带走了春香为他缝制的大棉衣,并将重病在身的老父托付给春香照顾。这一场戏,用极大的篇幅着重塑造了春生刚强、正直、温柔、孝顺、重情意,富有责任感的正面形象。在整部作品中,春生是“情”字的化身。

相对于春生,马贻顺则是更多地表露出生意人的圆滑和算计。陈春生无法领回春香,便报上官府。马贻顺称其与春香感情甚好,而且两人还育有两子,拒绝让春香回到陈家。海防分府王绍兰无奈之下,让春香装死。陈春生和马贻顺哪个人“肯备上等棺木,绸缎全殓,并请高僧高道七七做、八八修,大大风光一场”,就将春香的“尸体”判给某人。陈春生毫不犹豫地表示愿领春香“尸体”。这个时候,马贻顺面对春香的尸体,吞吞吐吐:“奴………大人,是讲人都死去了,何必掏这样做呢。”王绍兰继续试探马贻顺,“你不是讲春香共你十年感情有多好,这也是应份吓。”至此,作者没有让马贻顺做正面回答,而是插入一段贻顺的背白:“尸首要领转,得使许多钱吓,何必因为尸首争气吓。春生讲与伊感情这满好,是不是让伊领。”这段背白如锐利的解剖刀,将观众引向马贻顺的精神世界,将他心里的盘算,直接暴露在观众面前。创作者以前后矛盾、表里矛盾的喜剧手法,让马贻顺自己来嘲弄自己,从而使马贻顺这一人物性格带有喜剧性,也使这个贪财吝啬,圆滑算计的小商人形象更加灵动鲜明。

故事最好,马贻顺重钱不重义,贪财吝啬,攻于算计的性格使其失去老婆,仅得到一截无用的烛蒂。剧作中陈春生的重情重意和马贻顺的圆滑悭吝恰成对照。一正一反两个形象相互称托比较,不但没有削弱喜剧气氛,反而强化了喜剧效果。

 

三、喜剧审美品格:喜以悲反

(一)乐而不淫

 忧伤将喜与悲揉合在一部作品池中,时而令人解颐,时而使人悲戚。

《贻顺哥烛蒂》是一部讽刺喜剧,创作者十分注意笑乐效果,但在造笑的同进,又很重视场面的调剂。将悲与喜、庄与谐交替渗透,不但没有削弱喜剧效果,而且使“喜因悲而益显”,喜剧风格十分鲜明。

第三场,陈友德(陈春生之父)急急忙忙回到家中,告诉春香“三十二条麻舢犯风失水,货人无一幸存。”听此噩耗,春香悲痛欲绝,却忍住极力安慰身患顽疾的公公。陈友德面对年轻的春香自责不已,怪自己“无主心”,受到罗炳文教唆,逼春生年关出海,耽误了春香的年少青春。内心的悲痛与深深的自责,使得这位老人病情加重,吐血不止。春香哭着痛骂罗炳文无良心,想到自己凄凉的身世,窘迫的处境她感到绝望和迷茫。情节发展到这里,悲戚的氛围占主导地位。得知此事欲帮春香借钱的道士婶遇到了马贻顺。贻顺向其打听做媒之事,道士婶借故离开。见此状,贻顺喊道:“慢,会做跟舞龙灯那么活。”观众听到自己熟悉的福州方言对某一情状做最准确,最传神,最到位的描述,不禁会心一笑,立刻打破之前悲戚的场面,场上气氛为之一变。道士婶将春生遇难身亡的事告诉贻顺。贻顺听罢,立马答应,并央求道士婶成全其美事。道士婶借此机会向贻顺借钱,贻顺的反应出奇的强烈:“哎吓,一字未一划就借钱?”道士婶建议贻顺把钱借出,算加倍利息,息钱就算做媒人钱。贻顺同道士婶就该借多少钱展开一番争执:

道士婶:掏十把块借伊吓。

马贻顺:哎呀这么多吓!

道士婶:钱快快搬出来使呵!

马贻顺:我是讲做一下掏只多,惊伊也是乱使得去!

道士婶:你今旦身上由多少呢?

马贻顺:今旦去收数有三块,先掏二块借伊。

道士婶:那不舍三块都借伊。

马贻顺:……使得……道士婶吓,时间上紧滴仔呀

借到钱后,道士婶极力劝说陈友德把春香嫁给马贻顺,陈友德最终同意。春香得知此事后,心痛不已,悲痛中仿佛听到春生对她的呼喊,春生出海前夜的一幕浮现在眼前,春香萌生了结婚当日自杀的念头。之前笑乐的场面转为悲凉。待结婚当日,贻顺出场,悲苦场面又转为笔乐情景。

一张一弛的庄谐转换,乐而不淫的喜剧氛围,不仅克服了由单一成分所构成的喜剧存在的毛病——“鼓剧的放肆”,而且有利于消除观众的审美疲劳,使观众始终保持饱满的情绪和足够的兴趣。“庄对于谐和不止是一种反衬,它同时是笑的心里势能的蓄积阶段。”悲与喜的交错,庄与谐的交替,不仅不会冲淡作品的喜剧效果,反而会给人“错综参伍,层出不穷”的感觉。

(二)谐中寓庄

剧作以悲剧性的社会矛盾冲突做为骨架,从中提炼出喜剧因素,在哭泣中蕴含欢乐。

《贻顺哥烛蒂》以悲剧性的社会矛盾作为喜剧故事殿开的的基础,从悲剧性的社会矛盾中提炼出喜剧因素。《贻顺哥烛蒂》描写的年代选择在外国入侵,国家动荡,社会矛盾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以一个穷人家庭,儿子蒙难,媳妇被迫改嫁的悲剧性事件作为故事的骨架。陈友德,陈春生父子俩儿,都为般工,靠替资本家罗炳文出海压货为生。年关将至,罗炳文为了一已私利,逼迫春生出海,结果遭遇海难。春生虽幸免于死,却被困国外十年之久,与家人失去联系。陈友德为了还债,被迫将新媳妇春香嫁给小商人丝线店老板马贻顺。十年之后,春生、春香缍得以团圆,然而,老汉陈友德却再也看不到这感人的一幕了。这显然是一件深藏着痛苦的事,折射出深刻的社会内容:混乱的社会制度和得势的恶人,共同造成善良的穷人的悲剧命运。

“巧合”是春生家发生变帮的间接原因,由此引发可笑的吝啬鬼马贻顺的故事。寒冬腊月,罗炳文的船“犯风失水”,三十二挑麻舢全部沉没。在当时的求援条件下船员生还的机会微乎其微。然而,作家却运用“巧合”让春生得救。得救之后的春生本该回到福州,但是又是巧合——救春生的船长是个奴隶贩子,春生被卖美观南洋。十年之后才得以返家。可以说,剧作中的巧合是情节的生长点,也是这出讽刺喜剧亦悲亦喜的情感转折点。按照当时的婚姻制度,十年之后回到故里的春生不可能与已为人妻的春午再续前缘。但是故事最后,由于马贻顺的吝啬,春生和春香得以团圆,有情人终成眷属,留给观众一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圆满结局。这样不仅鞭笞了讽刺对象,也造成了一种“寓哭泣于歌笑”的独特的喜剧效果。

从人物形象上看,邓超尘先生运用中国传统创作方法,成功塑造了处于社会动荡时期,旧福州马贻顺等几个小人物形象。“贻顺哥”已经成为福州人心中吝啬鬼的代名词。西方一位喜剧理论家说过,“一部戏剧的永久的价值却在于人物塑造。”11从这点上看,邓超尘先生的《贻顺哥烛蒂》无疑是成功的。

《贻顺哥烛蒂》产生于鸦片战争后的战乱年代,然而观众在此剧中却完全感受不到战火的硝烟,剧目中的情节,对白无全服务于福州人的世俗生活气息,为我们展示了当时福州的社论历史环境、风俗习惯和语言。脱离于时代政治的讽刺喜剧受到福州观众的热烈欢迎,折射出当时福州娱乐至上的市民观的悄然出现,并逐渐确立了一种美学姿态:直言不讳地追求娱乐性。世俗性,消闲性的喜剧定们体现了剧本创作中平面化的价值观,日常世俗化的艺术思想,以及可观赏性的追求。

 

注释:

林务夏,陈明铿 漫话“贻顺哥”——闽剧艺术散论[M]

转引自郑传寅  中国戏曲文化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2月第2版。

福州地方志编撰委员会 福州市志(第一册)

李乡浏,李达  婚嫁习俗——福州习俗[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10月第3

李乡浏,李达  男家迎亲和接亲——福州习俗[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10月第3

黄强,《李渔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杭州。19962月第1版。

转引自霍松林,《古代文论名篇详渡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0月第5版。

⑨⑩  郑传寅  中国戏曲文化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2月第2版。

11贝克,戏剧技巧[M],转引自《论<救风尘>的喜剧性及其成因》,齐鲁艺苑,1991.2.323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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